中国社会民主党

周策纵先生逝世周年祭

朱学渊 

 

2002年6月1日，我去纽约参加司马璐先生召集、周策纵先生主讲的
《胡适讨论会》。那天我随手带了一册《胡适杂忆》。策纵先生会间
休息时下席来坐在我的身边，见到这本《杂忆》就翻了起来。他侧身
对我说：“序是我写的。这次出大陆版，唐德刚分了几十元稿费给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书。”我平时读书是翻到哪里读到哪里，根
本就不读序，于是觉得非常尴尬，会间赶紧读了这篇序文，竟是一篇
绝妙的文章。就这样，我认识了周策纵先生。

策纵先生是德刚先生的挚友。第二天我随司马、策纵等先生往访唐
府。唐先生4月间中风脑部受损，起头连老朋友也不认识了，开门时
竟问策纵先生：“你找哪一位？”然而入座后就记忆恢复，妙语风生
了。唐夫人吴昭文女士很高兴，说交谈有助病人康复。策纵先生从进
门始，就谦谦地坐在一旁，面带欣赏的微笑，不时还被德刚先生的连
篇趣言逗得扑哧喷笑，两个老朋友就象一对濡沫的兄弟。

那年2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拙著《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我准
备在台湾出一个繁体本，本想请唐先生作一篇序，但见到唐先生的状
况，就没有启口。回来的路上把书稿给了策纵先生。他在车上就读了
起来……这一读，勾起了他的许多想法，耗去四个月时间把《原族
──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序》作就，发表在北京《读书》和台湾《历
史月刊》上。我认识他以后的两年中，他寄给我许多诗作和论文，还
经常与我通电话，但不久后他的记忆开始衰退，而且病情发展得很
快。因此《原族》就成了他最后一篇有影响的学术文字。

1916年1月7日，策纵先生出生于湖南祁阳竹山湾的一个士绅家庭，乃
父周鹏翥早年留学日本，后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时入
幕讨袁军，失败后逃亡日本，后来回乡主持达孝中学（今祁东一
中），诗文名重三湘。策纵先生说他的父亲对甲骨文很有研究。甲骨
文是19、20世纪相交时代的考古新发现，只有那些旧学深厚，而思想
新锐的人物才对其有关注、有建树。

陶铸也是祁阳人，少年时在家乡当过小学教员。策纵先生说陶铸与他
父亲熟识。陶铸为人很坦白真诚，在中共党内地位很高，长期主持中
南五省的工作，而且与毛泽东的关系特别好。可是他的父执辈朋友周
鹏翥，却在1952年被祁阳地方从广西桂林抓回老家，由乡间的土改积
极分子决定“就地正法”，一个辛亥老人就这样被“无绅不劣”的意
识形态草菅了；而陶铸本人也因为得罪了江青，在不到20年后的“文
革”年间，从政治的巅峰上坠落而死。中国的精英和志士，就这样一
茬一茬地被剿灭或自噬了。

策纵先生和小他五岁的弟弟策横，都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那是一所
为国民政府培养党务和行政人才的学府，课程设置与大学文科一样，
教授阵营也非常杰出，因此也叫“政大”。政大学生在校不愁衣食，
毕业不愁失业，因此也为窘困而优秀的流亡学生趋鹜。马英九的父亲
马鹤龄是低策纵先生一班的同学，又是湖南同乡，因此非常要好。马
英九结婚时还给他发了请柬。要是策纵先生活到今年的话，马英九当
选台湾中华民国总统一定会令他很高兴。

策纵先生1942年从政大行政系毕业后的几年，现在外间的说法是：
“曾先后主编《新认识月刊》、《市政月刊》、《新批评》等刊物，
并一度供职于重庆市政府。1945年始，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编审
（秘书），与陈布雷、陶希圣、徐复观等闻人共事。蒋介石当时的一
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2．28’事变后的《告
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所执笔的。”（见《百度》或《维基百科》）

然而，策纵先生告诉我，一次军委会上蒋介石点名林彪分析国际形
势，他也在场。林彪的发言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查林彪是于1942年
2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是年10月至次年3月在重庆与周恩来合作从事
统战，并蒙蒋介石多次召见（见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明镜出
版社出版）。可见1945年前策纵先生名义上是在重庆市府供职，实际
参与中枢工作。而《新认识》是政大校刊，《市政月刊》是重庆市府
的门面，主编刊物只是他的兼职而已。

策纵先生曾经赠我一册《周姓史话》（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内中
有古今中外周姓名人如周瑜、周恩来、鲁迅、韩素音（原姓周），及
至周策纵的小传，在他“1948年初赴美……”一段文字前面，他在页
边插叙“删去我于1945至1948年为蒋介石工作的三年”。那就是陈果
夫、陈布雷荐他任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的事情。他在蒋介石身
边工作的正式名义，是从1945年开始的。

策纵先生告诉我，那时他还是单身，就住在总统府里为蒋介石起草文
稿。他说蒋介石生活很简朴严谨，但为人又比较固执，还说蒋的旧学
功底也还不错，对王阳明的那套知行学说搞得很清楚。宋美龄的作风
很美国派，对下属客气随和，没有专制的作风，但生活却很奢侈。胜
利前后人民生活困苦，她还用牛奶喂狗，因此他非常看不惯。

德刚先生告诉我，蒋介石宋美龄都很喜欢周策纵，但周策纵却不喜欢
他们，而且对自己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经历，不以为荣，反以为耻。
有一次，策纵先生无意中与我谈到台湾的一家“三民书店”，他说
“我原以为那是一家国民党办的出版社，因此什么书都不找它出，后
来才知道它是专注学术的，实在是很大的误会”。从这个小小的“误
会”中，可以看出他后来与国民党已经很生疏隔膜了。

南华女士说策纵先生在侍从室工作期间，曾经写了若干关于实行土地
改革的建言，而腐败和内战形势争相愈下，蒋介石也不可能对他的建
议有积极反应，于是他对国民党的前途非常失望，乃至决心辞职到美
国来留学，鹏翥先生在家乡变卖了田产，分予纵、横兄弟各黄金四
条，自是希望他们统统远走。策横先生将自己的一份让给了手足。临
行前策纵先生去陈布雷处道别。陈对他说了一些很悲观的话，希望他
能留下来做一些挽救工作，而陈布雷自己也于同年11月以死了断了自
己对党国和领袖的忠诚。

1945至1948年是中国命运决战的时期，也是策纵先生最接近中国权力
中心的时候。他对人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
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
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
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
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
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他还说：“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
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
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的不只
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
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
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
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
“知迷途之未远”，我于民国36年（1947）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
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
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后始成行。”（刘作忠：《浮海著
禁书──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蒋介石身边聚集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陈布雷等是一代，周策纵们
又是一代，然而代代都于国事无补救，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人格和学
识的欠缺。而国民党里发生过的事情，后来又在共产党里重演。周策
纵的地位或许很象毛泽东身边的青年田家英，然而周策纵可以一走了
事，田家英却被吓得“畏罪自杀”，专制主义能在中国愈演愈惨烈，
那就一定是制度或传统的问题了。

传统社会“士”是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则是读书
人贴附权力的道路。毛泽东说知识分子是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的群体，即以为中国没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读书人。但策纵先生
不然，得到了别人求之不得的地位，又无所顾惜地放弃它；而且出了
一个营垒，不进另一个营垒，他是“不仕的士”的范例。

策纵先生在美国进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学。德刚先生进的是哥伦比亚大
学，在重庆读的是中央大学，然而德刚先生的老叔唐生高是策纵先生
政大的同班，因此两人在重庆时就认识了。德刚先生说“湖南骡子”
与“安徽老母鸡”言音不甚通，所以相闻声而不多相往来。但在纽约
的一次亚洲学会上重遇后，策纵先生每到纽约，两人“时常在纽约18
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既白”，成了莫逆知交。（《胡适
杂忆》序）

德刚先生在重庆就有文名，来美国后与林语堂之女林太乙在哥大同
学，于是就为林家父女办的《天风月刊》写文章。后来林语堂举家去
了南洋，《天风》息影，一群“文渣诗孽”组织了一个“白马文艺
社”。白马社出了许多名人，当年却有许多趣事。德刚先生说他曾经
主张社内不能谈恋爱，但是清规戒律约束不了少年争情，青春烈火终
于焚毁了这座象牙纸塔。

要说白马社是泛文艺团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青年诗社，导师兼招牌则
是主张白话新诗当时也流寓纽约的胡适之。胡适之虽然反对旧诗，对
旧诗的品味却很高。他对这群文学青年的旧诗评语至多只是accep-
table（可接受）而已，内容则大多贬如“无病呻吟”或“陈言未
去”，惟策纵先生是他心目中的够格诗才。

唐著《杂忆》说：“密茨根大学里的一批男女诗人，他（她）们多半
以诗代信，尤其是多产作家、新旧一脚踢的大诗翁周策纵……笔者也
偶尔附庸风雅‘狗尾续貂’一番。江郎才尽之时……就只好相应不
理，但是策纵穷寇必追，又说我们：‘覆信每如蜗步缓；论交略胜古
人狂！’……我们把这些诗拿给胡先生看，胡公莞尔，说周策纵可以
做，你们可以多做做新诗。”

策纵先生生于一个湖南诗家，得益于诗韵和典故的庭训，在长沙高中
读书时就有许多诗作在上海杂志上发表，诵有如“易地吴歌成楚谚，
入江湘水过秦淮”这样的少年绝句。去国之前他已闻名南京上海诗
坛，1948年3月“春鸟诗社”诗友云集上海瘦西湖酒家为他送行。席
间他赋有《春鸟》一诗，诗云：

　　春鸟危巢与共鸣，买琴一喻为弹筝。
　　言诗海上风骚激，羁旅江南草木惊。
　　偶挟疏狂寻饮者，蹇从忧患拾余生。
　　琼楼亦有伤怀事，况待鸾飘去国行。

诗人对国事败坏的无望和与友人离别的怀伤，于“危巢共鸣，忧患余
生”间表露一尽。

那一代青年是在流亡中度过青春。周策纵从重庆辗转来到了美国。田
家英则绕延安进了北京。然而，时局的变化和西方的艰辛统统甚于他
们的估计。策纵先生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国民党就从大陆出走了。他
暑假要去芝加哥的一家“好世界餐馆”当Bus Boy（无小费收入之搬
盘碗工），这位忠厚的党国“文胆”竟受尽欺凌。1949年6月23日他
写下一首打油的《留学歌》：

　　我来拜金国，金尽学无涯。
　　既拾老人履，又过屠夫胯。
　　苦工都做尽，灵药尚余“渣”。
　　天将降大任，我岂真傻瓜！

这之于田家英未来的苦境，拾拾“老人履”，过过“屠夫胯”实在是
太大的幸运。然而，左右两翼有识之士都无法在祖国生存，才是中华
民族苦难的宿命。

朝鲜战争后，美国接受处置钱学森等人失误教训，开始挽留中国科技
人才，但是文法科学者的处境依然艰难。此中固然有语言的障碍、种
族的歧见、或文人的相轻，但‘供过于求’也是实际的问题。胡适之
和自命“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都没有谋职的机会。蒋介石的亲
信、周恩来的南开友人、普林斯顿的政治博士吴国桢，只能在一所南
方地方学院里教教书。德刚先生有“胡适将哥大当北大，哥大不把胡
适当胡适”的不平之言。吴国桢或许还有“天堂不把人才当人才”的
郁结。客观地说，西方是把他们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但这种文化本
身落后了。

1954年，策纵先生在密西根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共事的还有洪煨
莲、杨联陞等，年轻的余英时那时也在哈佛攻读博士。这些中西学者
的“内识”和“外识”，将哈佛的汉学研究推上了颠峰。1960年，也
就是策纵先生在美国耕耘12年后，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巨著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五四运动史》），奠定了他的学术成就。

英文《五四运动史》前后发行了七版。罗素第二任夫人Dora Black女
士写给策纵先生的亲笔信，最能说明该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信说：
“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
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1920年和
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
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的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
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
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
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
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
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
常痛快……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象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
有象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
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策纵先生在哈佛一共工作了九年，其间结识了在波士顿接受麻醉科专
业训练的吴南华女士。，南华女士生于1919年，原籍江西九江，毕业
于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南华女士与策纵先生结婚后继续行医，并育
有两女聆兰和琴霓。1963年，策纵先生受聘担任Madison的威斯康星
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教授，是年47岁。次年迁家至Madison，他
将1101 Minton Road的寓所命名作”陌地生市民遁路之弃园“，事实
上那是他和南华女士不离不弃的美满家园。

物极而反，闭国终有开门时，中、美竟也有复好日。1972年南华女士
就曾经先期取道加拿大返国探望年迈的父亲，还在北京见了华西同学
《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而等到1978年策纵才与南华女士带着聆
兰和琴霓返国，见到的是一片学术的空白和委屈经年的故旧。他们先
到南宁探望弟弟策横先生一家，又去了长沙九江，上了庐山，在北京
还见到当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他送行的顾颉刚先生。颉刚先生
附言：

　　“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
　　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

31年远鹤终于归来，颉刚先生的欣喜可以想见。1980年策纵先生再去
北京，是年底颉刚先生就仙逝了。

策纵先生还结识了有同好的北大教授周汝昌先生，两人合誉“红学二
周”。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久居美国，为中外咸知的名教授，博
学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称他是一位综合性学者，因为学兼中
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论著是英文本的《五四运动》，而又覃
研甲骨金文学，对中华古文化有独创的见解……他作七律诗极有精思
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写“白话新体诗”，都有雅人深致而无
时俗庸陋气。盖根柢厚，天赋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没见
他在百端忙碌中有过一回露出倦容。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
事。”

汝昌先生说策纵先生有巧思。1980年夏，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在
Madison市的Mondota湖边召开。策纵先生“向大家介绍，说会议为何
单单在此召开──湖名已经显示了：它叫“梦多榻”！可知在此必善
梦，亦善《梦》也！这方面，似乎颇有古人所赞的‘锦心绣口’
了。”策纵先生的“梦多榻”竟然是在异国的“陌地生”。这巧思中
有没有乡思，有没有惆怅？

策纵先生的才具远甚于巧思，对平庸人士美国常用clueless（无线
索）一字相贬，策纵先生却有捕捉线索的过人天赋。“原族”一文以
甲骨文“族”字是“旗下集箭”开篇，他以为突厥部落的“十箭”组
织和女真民族以“牛录”（满语“箭”字）聚合“八旗”的社会结
构，是与中原古文字结构一致的，他从而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找
到了文字学的线索。

他提示我辨识甲骨族名的读音。他说，郭沫若识别出甲骨“帚”字就
是“妇”，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发现，但许多甲骨氏族名中都有“帚”
字，丁山对此很有研究，叫我也不妨想一想这个问题。当时他已经87
岁了，后来我以u/hu/phu之音识别出一群含“帚”字的甲骨族名（帚
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时，可惜他已经开始失忆了。

1993年，山东邹平出土了四千年前刻有11字的一块陶片，《明报月
刊》先请甲骨大师饶宗颐先生作释。而策纵先生对饶先生的辩字、读
序都有不同见解。他读出的是“齐子以夏长河左（南）悤（聪）龟易
（赐）望”。《明报月刊》连月刊出他的《四千年前中国的文史纪
实》，宗颐先生有点不耐烦，忠厚的策纵先生竟然也以趣文调侃：
“我竟违背时代潮流，以为‘文化中国’的同胞，知识分子，怎好不
普遍关心祖国发现了可能是最早的文字？……现在我真自觉大错了，
连我的老朋友古文字学大家都读得厌烦，阻塞了他再做考证文字的兴
致……。’

两位大师之异说，孰砖孰玉？我不必武断。但策纵先生做学问的热
情，却与德刚先生形容他索诗如追穷寇一样地逼真。而我也有一次类
似的经历。一日近午夜的时分，我已上床，他来电话对我说：“罗马
公主向阿梯拉求婚一事的注解，有一句话不通……”过了几天，他就
将对《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注解编列和若干修改意见寄来给我。是
年我60岁，已经有了一些得过且过的想法，然而86岁的他，依然求知
不惰怠。汝昌先生说他“所以学有成就，总非偶然之事”，实在不是
虚妄恭维之言。

我常寄一些网上文章给他，其中一篇是陈独秀去世前在四川江津境
况。他读后非常感触：“那时我还很年轻，只知道陈独秀也在四川，
但不知道他是如此凄凉。这样一个大人物，竟要在乡下受这般的欺
负，实在太可怜了！对有骨气的人，政府实在是可以再客气一点
的。”我也把自己写的一些时评和散文寄给他，他读后还把那篇《南
疆纪行》送去给了威大图书馆收存。我对他说写这些文字很浪费时
间。他说：“不必这样想。不浪费在这里，也会浪费在别处。要完全
离开政治是不可能的。”

策纵先生是个忠厚正直的正人君子。他的诗词好、文章好，学问更
好。少年时连篮球也打得很好。才高者难免气盛，但他敏事訥言，谦
虚谨慎。有这样的人品和学问，他一生受到过很多高人的器重。然而
他不仅知遇感恩，还乐于施惠后进，知其人者皆誉之“真君子”。

1982年秋，策纵先生作《拾哀诗》吊念师友，有小序云：“平生所识
近代学人作家，或为前修，或为同辈，遇我特厚，期勉尤殷。20年
间，纷纷凋谢。按年屈指可计者，张君劢（1887～1969）、胡适之
（1891～1962）、洪煨莲（1893～1980）、顾颉刚（1893～1980）、
袁同礼（1897～1981）、蒋彝（1903～1977）、徐复观（1903～
1982）、罗香林（1906～1978），凡得十人。爰作此篇，以志哀
悼。”诗云：

　　问世人何少？秋花拾更哀。
　　移风铭翠柏，瘗笔润苍苔。
　　道丧薰蕕杂，忧离庠序摧，
　　大招徒一绝，天地满寒灰。

20世纪怀继往开来大志的优秀人物，当远不止上述“凡十人”。然而
这人才济济的100年，中国社会始于“移风”，却止于“道丧”。50
年沉渣泛起后的“薰蕕”（香臭）不辩，和“庠序”（教育）败坏，
即是策纵先生去世前25年预觉的局面。策纵先生的离世，标志着出自
传统而走出传统的拼搏一代行将凋零一尽。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
样不平庸的一代，他们在祖国无以施展，离乡背井后却大放异彩，这
是他们的才具和苦难，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2008年6月23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