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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面对种种不合理乃至横蛮的行为,出租车司机却处于投诉无门、有苦难诉的状态——由于出租车司机没有自己工会(当今全国的出租车司机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招聘的,他们除了与出租车公司存在着隶属关系外,再没有其它组织隶属关系),因而使他们无法通过有组织的强力手段使出租车公司接受自己的合理诉求,所以,在出租车公司的冷漠和横蛮面前,罢工便成了出租车司机无奈的选择——虽然明知罢工是违法的,为此要冒很大的法律风险,而且,还要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
实际上,近来重庆、甘肃和海南发生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只是我国出租车行业司机们严重不满情绪的一个缩影,笔者作为一位商人,经常与出租车司机打交道,对此颇有了解。例如广州、深圳等地的出租车司机们,自从去年以来,生计就相当艰难起来。其原因与重庆和三亚罢工的原由几乎一样。只是由于没有人牵头,令他们不敢像重庆等地的司机们那样公然罢工而已。我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的人,除非真的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百忍成金”的古训总是令他们一再忍受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平。
而人们更应当认识到的是:中国有许多产业的工人和许多行业的员工们,事实上一直以来忍受着比出租车司机们更不公平的待遇。然而,因为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令他们的苦水不能通过有效的渠道表达出来——例如:当前中国相当一大部分工人或员工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每月的假期只有二到四天(四天已经是待遇不错的了,更多的小工厂小公司只有两天假期)。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人甚至在十二小时以上。同时,在近年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我国绝大部分工人的工资却几乎没有提高——就笔者所在的广州市而言,一般工厂工人的工资都在一千元至二千元之间;纵然在家乐福、好又多、麦当劳、肯得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资企业打工的工人,工资也只有一千五百元左右。而一些从事勤杂、保安一类工作的人员工资更低,只有八百元至一千二百元左右……所有这些,事实上都在揭示一个事实——中国这个名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沦落为最弱势的阶级。而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工人阶级自己“领导”的国家里,由于没有一个反映问题、意见和诉求的渠道,更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工人阶级已经成为无处发声的阶级!
从上述情况分析中可以看出:成立真正的工会组织,应当摆上当局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因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员工才会有一个表达意见的诉求渠道;也只有通过这个沟通渠道,执政当局才能最大程度地将各种问题化解在肇始之初,以避免矛盾累积而引发各种大罢工,并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问题被海南省三亚市代市长王勇认识到了——他关于“支持出租车司机成立自己的协会,为司机建立有效快捷的诉求渠道。”就是一个很具建议性的想法——因为只有支持“出租车司机成立自己的协会”,才能令出租车司机与政府之间搭起一个沟通对话的平台。才能及时将各种问题化解在肇始之初——虽然,囿于体制上、机制上、法制上、观念上的有形、无形制约和掣肘,王勇市长这个想法可能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因为事实上,王勇提出的所谓“出租车司机协会”,其实就是工会性质的组织。而在工会之外建立一个行业协会,因隶属问题很可能触及敏感地带而遭夭折。
退一万步而言,纵然王勇市长的想法不但在三亚实现了,而且被全国其它地步所沿用。但是,出租车司机毕竟只是中国数亿产业工人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官方2005年的统计数字,当前中国有3.06280亿产业工人,他们又通过何种渠道向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他们的问题、意见和诉求?难道也要像三亚市一样纷纷建立行业协会一样的组织吗?这诚然是不现实的。这时,改造、健全和完善工会组织的问题就极为有必要提出来了——因为根据中国工会章程,工会组织是“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利”的合法机构,然而,众所周知,中国的各级工会组织成员,除了挂名的第一把手之外,其余或是官场的不得意者,或是即将退休的老大爷老大姐们,或是机关的闲杂人员!而且,这些工会组成人员绝大部分是兼职者。也就是说,工会的差事只是附带的,业余的。他们的工作,往往只是在“五一”时之时开个碰头会,在本单位组织一次文体活动节目。有些工会甚至多少年没有举办过一次活动。而今绝大多数工厂,工人们压根就不知道有“工会”这个组织,更甭说知道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了。
所以,当前中国的工会组织,事实上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傀儡组织。是当局为障人耳目的一个摆设而已。在有名无实的情况下,它从来没有、也无权履行“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和民主权”职责。它所真正起到的作用,甚至不及共青团和妇联一类的组织。正因为如此,改造、健全和完善工会组织,已成了当局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如果继续拿着纳税人的钱,去养着一群吃粮不管事的所谓工会组织人员,不但是一种严重的造孽行为,纵然对当局自身的利益而言,亦是一件极为愚蠢的行为——理由一,在民智日益提高的条件下,这种公然视民众为傻瓜的行为必然为人们所深恶痛绝,进而危及到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理由二,由于不能及时了解工人和职工的疾苦,以及聆听他们正当、合理的权益诉求,必然令小事化大,最终因矛盾累积而诱发严重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