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日，温家宝总理在参加河北代表团审议时说起他1月30日前往河北承德滦平县视察的事，那一天，当地农民反映了不少问题，包括征地补偿价格低、大棚里的黄瓜卖不上价、养殖户的周转资金不足等。温总理感叹道，自己没想到“农民那么敢发表意见”。

温总理使用词儿挺有意思，“没想到”、“那么敢”，足见他对基层民众的心理状态是有所了解的。在历代领导人中，温总理无疑是比较贴近基层民众、平易近人的一个，所以，农民见了他，应该还是比较敢于发表意见的，可是看看他们提的那些意见——黄瓜卖得太便宜耶——从这里，大家一定可以想象得到，温总理见到的那些农民可能是经过筛选的。这种事每天都在上演，领导要下来，下面开始安排和排演，人民群众变成“群众演员”，不但经过筛选、打招呼，甚至要经过当地领导“培训”一番。就连温总理上网和网友交流，他回答的那些问题也是经过一些说出来我们可能会笑掉大牙的“工作人员”遴选出来的……
　　

我很难想象温总理不知道这一情况，即便他身边的人不点破这件事，聪明如温总理，也应该感觉到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见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都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感激，一样的温暖，甚至一样的表情，当然，那提问，也是温总理早就准备好了答案的……
　　

如何获得民意，哪些民意才是真实的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世界上尚未实现民主制度的国家领导人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问题对毛泽东已不是问题：绝大多数时间，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民意，当他发现有人反对他时，他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一种“民意”去反对那个人，并最终整死他。所以，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里，毛泽东基本上靠自己的“理想”、个人意志、以及从他身边人口中听到的片言只语的建议，就“治理”和搞定了这个国家。那时，你要说下面的民意如何如何，实在是扯淡，因为，下面的“民意”是绝对不能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连亩产万斤的事情都可以编造，“民意”自然是毛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了。
　　

邓小平上台后的胡赵时代，有段时间媒体比较开放，从媒体了解民意的情况一度出现过一阵子，但没有持续多久。此后，媒体再度收紧，领导人也自然不会傻到从自己的“喉舌”上寻求民意与治国理念，总不能把自己的“喉舌”当“耳目”，自说自话吧？
　　

不过，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最高领导人（邓、胡、赵）治理国家的重要途径是通过智库和智囊，这一点很像现在的一些西方国家。这使得当时的智库和智囊的水平也直接反映在国家治理上。这些智库有收集民间意见的功能，一些智囊本来就是来自于基层。
　　

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后的这些年里，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最高决策而依据的最重要一块一直是情报，也就是我用间谍小说的形式详细论述过的“情报治国”——这是历史上非民主国家的最大特征，在媒体成了自己的报纸，在民意被“压制”、“控制”和“扭曲”时，“情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获得外界信息的最大途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
　　

这种政体下的情报机构当然不止一个，高潮的时候，几乎每个部委都有自己的“信息收集”机构（也就是情报机构之一种），结果，每天从不同的情报机构送到最高决策层的各种“绝密”、“通信”、“内部”、“内参”等等源源不断。我估摸推算了一下，最高领导人（办公室）每天收到的绝密级“情报”（信息）就高达70份以上，即便经过工作人员筛选与整理，也是数量相当可观的。再说，来自各大部委的重要报告你可以帮老板审查甚至圈阅，但那些云里雾里的情报，你还真不敢不送。万一某一份是真家伙，那不误了大事？
　　

这也是有人形容这种政治体制是“特务治国”的原因之一。你设立了那么多情报机构，人家就要拼命干事，结果情报一份比一份惊悚，弄得决策机构不能不相信。我举个含糊的例子，一位有识之士发表了一通治理国家的建议，应该说很中立，至少看不出恶意。结果，突然一个情报机构来了一份也不知道从哪里搞到的“绝密情报”，声称此人和海外有牵连，甚至与中情局勾勾搭搭。好家伙，哪一个领导人敢对这份情报掉以轻心？于是，那个人的建议置之不理不说，他本人的升迁没有希望了，甚至还会有人找机会要修理他一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大陆媒体基本上成了“喉舌”，大家也忙着赚钱，所以，这种“情报治国”还是比较突出的，不过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由于个人爱好，倒是经常要求阅读一些西方的媒体报道特别是评论，这些应该对他做出一些决策有影响，但引导他做出重大决策的还是“情报”为主。如果今后历史档案解密，我们也许会看得目瞪口呆。其实，只要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的重大决策几乎都有“情报” 的影子：从刚开始的抵制“和平演变”，到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在“情报”引导下崛起，希望又在“情报”的魔影下熄灭，成也情报，败也情报……
　　

也许胡温吸取了这一教训，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出现了互联网。这可是上帝送给中国人最及时的礼物。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不同，其他的媒体基本上还是比较严格地执行各地党的新闻和舆论政策，所以，从2005年后，几位高级领导人办公室基本上不再把从国内报纸上收集的“民意”送到老板手里，其实这挺容易理解的：你报纸都是下面党委和宣传部定的调门，莫非要让总书记和总理看自己手下弄出的报纸，以此来决定如何治理国家？
　　

互联网的出现并蓬勃发展，第一次让这个从来都无法正确接收民意的政府找到了一个新的渠道。如果他们愿意，肯定是可以直接接触最原始的民意的。在这一点上，胡温身边的人走在了前面，据说，直到后来胡温责成身边人收集网络民意之后好几年，有些情报部门才不情不愿地开始从网络上收集“情报”——民意。而互联网“民意”出来后，情报的作用大大下降，甚至出现“情报”送上去，结果被老板身边人指责“胡编乱造”，原因是那份“情报”所言的事实明显和网络上公开暴露出来的内容不符。
　　

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重视互联网上的“民意”，并开始用这些“民意”部分取代了以前的“情报”。大家知道，由于中国没有“民意”（因为没有任何渠道获得民意，包括不允许公正公开的民意调查），西方情报机构收集的中国情报中有几乎超过一半是所谓“某某人怎么说”、“民众有什么想法”等等，当他们发现互联网上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和预测，时效和准确性几乎超过了他们情报机构花大钱搞的“情报”时，他们一头扎进了互联网。这也难怪，中国的网络民意在影响政府决策，你美国等要想了解中国政府决策，自然应该先下手为强，从互联网民意入手。
　　

从毛泽东纯粹的个人意志治国，到八十年代的“智囊”加“情报”治国，发展到九十年代的“情报”与“海外民意”治国，到新世纪头十年终于进化到部分以中国自己人的（网络）“民意”治国，整整走了六十年。但如果与现代国家治理的先进经验相比，可以说仍然是刚刚起步而已。
　　 　　

用“民意治国”取代“情报治国”虽然是进了一大步，但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这种“民意治国”仍然是人治的一种，正如一帮没有经过民众选举的代表们开会搞民主，那顶多是“会议民主”，和民意代表参政议政的“议会民主”相差甚远。没有民主制度，民意再汹涌，也只有等待“明主”来重视，来青睐。而只有建立在投票选举上的民主制度，才能让民意真正转化为制定各项政策和决定国家前途的力量。

到那时，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没想到”，但温总理绝对不用像现在这样操心，因为，当家作主的老百姓会帮你想到很多你“没想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