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伯恩斯坦主義與米勒蘭入閣事件─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激辯
當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降臨人間時，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在歐洲大陸已不是涓涓小流了。由拉薩爾主義，費邊社理論，可能派觀點交匯共振所產生的能量向四面輻射，激起了層迭無盡的波濤。波峰出現在新世紀─二十世紀即將到來之時，那就是思想理論層面的伯恩斯坦主義和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米勒蘭入閣事件。這一切的產生既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某些人惡意與馬克思主義過不去，而是為現實和人性所決定。
從六、七十年代開始，英國當權者不斷採取各種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它終究放棄了以財產擁有額來限制選舉權的做法。經過幾次選舉法的改革，至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實行成年男子普選制。1871年自由黨政府取消了對工會活動的一些限制。1875年保守黨政府取消了禁止設置罷工糾察隊的條文。1876年實行初等義務教育，家庭貧窮者可向政府機關領取輔助金為子女交納學費。1875年國會通過“公共衛生法案”。1890年國會通過“工人階級住宅法案”著手改善工人居住條件。1897年頒佈工人賠償法案，1899年國會通過了“防止虐待兒童法案”，禁止使用十歲以下童工。
法國大資產階級一改過去對勞工階級的挑釁態度，它促成了大赦巴黎公社參加者法案的通過，主動表達和解的意願。繼而，1881年國會通過保障集會權利和出版自由的法案，1883年制定工廠法，1884年頒佈結社法，勞工階級從而獲得了完全的結社自由。
德國俾斯麥所實行的“反社會黨人法”終於在1890年被國會終止。企圖再次延長“反社會黨人法”的俾斯麥祇得辭職。然而在此之前俾斯麥已實行了一系列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如，1883年制定疾病保險法，1884年頒佈工人意外災害賠償法，1890年制定年老及殘廢保險法。在這裡有必要順便說明的是，儘管“反社會黨人法”在當時被歐洲各國的觀察家認為過份殘酷，但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後出現在希特勒政權，蘇俄政權以及某些亞洲國家剝奪政治犯，思想犯全部人權，動輒進行肉體殺害的做法相比實在還是太仁慈。例如，近1500名社會民主黨人被判處總共100年的徒刑，平均每人不足一個月。社會民主黨所得選票從1878年反社會黨人法開始生效的43萬張選票逐次增至1890年(反社會黨人法失效前的幾個月)150多萬張選票。在長達12年的“反社會黨人法”實施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一直可以用其他形式活動並發展組織。
如果作橫向比較，歐洲民族的反抗精神與懦弱苟安，奉行“寧為太平犬，不作離亂人”哲學的中國漢民族相比，當然要強得多，然而若它自身作縱向比較，對於一般的勞工群眾而言，在他全家衣食無著和基本得到保障的兩種情況下，他對現存社會的反抗精神會在哪種情況下更強烈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儘管那些以馬克思主義正統弟子自居的人痛心疾首地痛斥那是資產階級用小恩小惠痲痺工人階級鬥志的伎倆，也難改階級鬥爭之弦有所鬆馳的現實。
對於本身並不處於社會底層，有一定文化素養，懷著改革社會弊端的理想，富於犧牲精神的人來說，大多並不會只從眼前的直接利益去感性地看問題，而往往上昇到理性層面上去探討。只是這樣一來，麻煩就更大了，因為它們會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某些重要的論斷已與事實不相符。
如果我們暫時拋開那卷帙浩繁的文字思辯而進行高度概括的話，就可知馬克思主義業已經不起事實推敲的是它的階級鬥爭不斷尖銳化導致社會革命必然爆發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的競爭導致兼併，以至資產階級人數愈來愈少，工人階級人數愈來愈多。資本家追求超額利益會愈來愈富，工人階級將愈來愈窮，因此兩大階級的矛盾愈來愈尖銳。總有一天被剝削的大多數人不會再容忍極少數剝削者的統治，這時社會革命就要爆發。
然而情況並不如此。社會上依然有相當數量的中小企業存在，並且在資本家和勞工階級中間出現了一個技術和管理階層，其人數不斷增加。而由於技術的改進，雖然生產量大幅度提高，工人人數卻無明顯增加，同時由於資產階級明智地採取了“新經濟”政策使工人的收入提高，生活顯著改善，決非愈來愈窮。固然，有的資產者會更富，資產階級於勞動階級的財富差會較以前更大。這是橫向比較，但倘若作縱向比較，就會發現勞工階級擁有的財富也增加了。因此貧困是相對的，而改善是絕對的。不能設想工人階級起來進行社會革命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窮得食不裹腹，衣不蔽體，而是由於資產者的生活太豪華。
既然恩格斯感嘆：“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那麼又有什麼可以保證其他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不步英國無產階級的後塵呢﹖
然而，且莫說廣大勞工群眾所得到的還只是溫飽，就算達到了小康又怎麼樣呢﹖對照於大資產者的驕奢豪華，財富分配的不公，社會的不平等，不仍然是何等觸目驚心嗎﹖對這些不公，不平等當然應予以革除，只是在用什麼方式去革除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答案。社會民主主義的答案是社會改革、社會改良，於是社會民主主義向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論提出了尖銳的挑戰。
在理論上首先全面點燃戰火的是伯恩斯坦。1896年，即恩格斯去世的次年，伯恩斯坦陸續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題發表了六篇文章，開始了他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工作。1899年，他又出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的小冊子，全面地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
伯恩斯坦算是血統工人，他父親是個白鐵匠、火車司機，因家境較貧，他讀完中學後就去做學徒。按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出身政治等級劃分法，他屬於最革命的“紅五類”。歷史的安排往往既有趣也無情，伯恩斯坦也跟拉薩爾一樣，是馬克思的雙料同胞─猶太血統的德國人，而馬克思主義遇到最大的麻煩也就是來自於這兩個人。
伯恩斯坦對馬克思主義幾乎作了全方位的修正。在哲學思想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以物質生活和生產方式為表現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是流入“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他認為道德標準、宗教觀點、歷史傳統、地理環境等都會影響人的社會意識。在對暴力革命的評估上，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過高估計革命暴力對現代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創造力上，從來沒有完全擺脫布朗基主義的見解。在政治經濟學方面，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只是“思維的公式或科學的假說。”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積累和集中的速度和程度的理論，已被現實所推翻。因為“在一整批工業部門中，小企業和中等企業表示自己完全有能力和大企業並存。”並且在數量上也“絕對地而且相對地增加了”。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分析探討後，伯恩斯坦宣稱：“我反對這樣的見解﹕我們面臨著指日可待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崩潰，社會民主黨應當根據對這種即將到來的巨大社會災變的指望來確定自己的策略。”“我們應該預計到現存社會有比過去假定的更長的壽命和更強的伸縮性，並按照這一預計來展開我們的鬥爭實邸！薄吧鐣裰鼽h的全部實踐活動都是歸結於能夠促成和保證現代社會制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轉移到下一個更高級的制度。”
伯恩斯坦在他的言論著述受到德國黨內馬克思主義衛道者的嚴厲批判後表白自己並不是要再創一個社會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對立。而是想“消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是，若要“馬克思主義理論向前發展和改進，必須從對它的批判開始。”否則，“這一理論終究失去它的科學性質而變成一個宗教信條。”
就這樣，伯恩斯坦成為繼拉薩爾、可能派人士、費邊社學者之後又一個提倡以和平漸進改良的道路來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大師。伯恩斯坦主義為社會民主主義之河注入了新的源流。
伯恩斯坦的“修正”工作雖然得到黨內外許多人的讚同以至喝彩，但也遭到黨內許多人士激烈的批評以至痛斥。某些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弟子自居者是本著衛道士的情懷去痛斥這個叛逆者。盧森堡甚至動議把伯恩斯坦開除出黨，而黨的領導人則還另有一番心事。
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扣押了16年不讓發表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和倍倍爾其實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以馬、恩的指導為然。他們認為馬、恩遠在千里之外的英吉利海峽的彼岸，對德國的現實情況能有多少切身感受﹖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樂於抬高馬克思主義的威望，然後以馬克思主義權威的執行人自居去聚集粘合廣大勞工群眾。舉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踮起腳尖走自己的路，多麼好的模式。可是，伯恩斯坦竟貿然要扔掉這面旗幟，這勢必造成群眾思想的極大混亂，而且也會危及自己的威望，因此他們不能坐視。
另外，從私人感情上他們也不能容忍伯恩斯坦的“狂勃忤逆”。如果是其他人倒還罷了，但是，這是伯恩斯坦啊。恩格斯對他呵護有加，視之如子。1893年，恩格斯去世前的兩年，指定伯恩斯坦為其遺囑執行人，手稿繼承人，然而恩格斯剛辭世一年，屍骨未寒，伯恩斯坦就如此行事，難怪倍倍爾滿腔憤慨地說：“要是恩格斯今天看見，愛德華把他曾經親自幫助建立起來的一切都葬送掉，他會說些什麼呢﹖”
面對黨內一片伐韃之聲，伯恩斯坦並不退縮，而且爭辯道：“如果社會主義的勝利取決於資本巨頭的減少，那麼，為了保持行動上的一貫性，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去促使資本積累在越來越少的一些人手裡，至少不應做出任何足以阻止這個減少過程的事情。然而實際上，黨在許多場合下的做法卻恰恰與此相反”這類爭辯無異是說黨的領導言行不一，因而更招來痛斥。
黨的老領導人之一奧文爾十分讚同伯恩斯坦的一系列觀點，但不贊成他正面對黨的傳統思想進攻的做法。他認為有耐心地利用實際需要所造成的壓力去改變一切，可以事半功信。
伯恩斯坦激動時的所講的一句確有不妥的話給他自己帶來許多麻煩，那就是：“我坦白承認，對於人們所稱之為‘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那個東西，我很少關心和感興趣，最終目的不管是什麼東西，對我來說不算什麼，運動就是一切。”這句話被詮釋為放棄社會主義的瑰麗目標，只關注目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點滴改良。於是，伯恩斯坦在論戰中因此占了下風(起碼是暫時占了下風)然而，如果從更長的歷史時期去攷察則會發現，伯恩斯坦主義是贏家。
就在理論上的唇槍舌劍，烽煙正濃之時，法國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發生無疑是給烽煙火上加油。
1899年的法國社會黨人米勒蘭未經社會主義議會黨團討論通過，就擅自接受以資產階級共和黨人瓦爾德克─盧梭為首的聯合內閣的邀請入閣任工商部長。此事在法國以至全歐洲的工人階級政黨中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一場大辯論甚至組織上的分裂。在法國，社會主義政黨因此分裂為入閣派和反入閣派，1901年以蓋德、瓦楊為代表的反入閣派組成法蘭西社會黨，以饒勒斯為代表的支持入閣派於1902年3月組成法國社會黨。
米勒蘭入閣事件發生在馬克思、恩格斯均已辭世之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已經沒有權威的仲裁者。這最大的益處是各派意見都得以充份地發揮。新舊世紀之交，各主要歐洲國家的普選權已經確立，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權業已開放，任何階級的政黨都可以通過非暴力的競爭─競選去取得議會中的多數，控制立法並組織政府。然而對於勞工階級來說，從普選權的取得到控制政權中間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1848年法國2月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實行普選制，但它卻把路易‧波拿巴“選上”了皇帝寶座。社會舊習慣勢力的慣性力量以及數量龐大的農民往往使工人階級在取得全國政權的道路上碰到了遍布的荊棘。這種情況使某些人對以普選權能和平地完成政權的更迭深表疑問。於是把關注點投向馬克思主義所預言的“大崩潰”、“總爆發”、“決戰的那一天”。他們充滿激情，強調階級鬥爭，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總設想著以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權。然而在激進的理論下，他們的行動卻十分蒼白。究竟怎麼去“鬥爭”，怎麼去“革命”並無切實的規劃和行動。這也難怪，就連他們的第二導師─恩格斯(第一導師馬克思早在1883年已去世)在去世前的兩三年間(1892-1895年)已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途徑苦思冥想之餘而“無所定見”。一方面在現實條件下，恩格斯明確認定：“街壘巷戰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一會兒，他說：“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他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的成就。”一會兒又說：“無產階級不能因為資產階級曾多次要求我們無論如何要放棄革命手段而呆在法律的框子裡”就這樣，左右為難的他不得不嘆息：“一個時期來，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還拿不出一個定見。”
然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些以堅定馬克思主義者自居的人們卻似乎忘記了恩格斯晚年思想上的這些變化。他們的革命情緒使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米勒蘭的入閣行為。為此，他們進行了嚴厲的持續的譴責。
反入閣派在7月14日就發表宣言說：“作為一個階級的政黨不可能是一個內閣黨，也不可能變成一個內閣黨，否則就是自取滅亡。”半個月後，蓋德、拉法格領導的工人黨再次宣稱：“米勒蘭的入閣實際上是變成資產階級利益的同謀者。”12月間，蓋德在一場大型辯論會上說：“一個陷入資產階級占多數的內閣的社會主義者是無能為力的。”“一旦米勒蘭事件成為普通的實踐，就不得不與全部國際主義告別。”“勢必導致社會主義無可挽回的破產。”
德國黨的領袖威廉‧李卜克內西也說：“一個成了資產階級政府成員的社會主義者就同我們的戰鬥社會主義者分離了。”
布朗基派革命社會主義黨的領導人瓦楊則認為，階級鬥爭的原則禁止無產階級和社會黨人同資產階級的任何集團合作，否則黨就會失去明確的階級性質。加入資產階級內閣的社會黨人僅僅是一個“人質”而已。
蓋德把這“人質”論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說，“他(指米勒蘭─引者)被拉過去當掩護物和擋箭牌，以此解除社會主義反對派的武裝，不僅阻止工人向瓦爾達克-盧梭開火，也阻止他們向加利費開火，因為在工人和加利費中間隔著米勒蘭這個人。”
反入閣派的言論很多。但是只要稍作考察就可以發現，這些言論在激情之下顯得空泛，缺乏說服力。與此對照則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奉行改良漸進策略的人們所發出的一片贊成之聲。從費邊社，可能派到福爾馬爾伯恩斯坦，乃至法國工人黨內地一些地區組織都匯集在聲浪之中。可能派首領布魯斯在1899年7月24日就迫不及待地說：“我們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者滲透到公共政權中去的策略，如果期待純粹的大街上運動的那種革命，我們可能永遠也等不到。”人們同樣會感覺到這些贊成、讚許其實也流入空泛，甚至有點情緒化，連才思過人的伯恩斯坦在情急之中也十分牽強附會地拿1848年法國路易勃朗、阿爾伯參加法國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和1886年英國工會領導人托馬斯柏特等加入自由黨內閣的事例來為米勒蘭入閣作蹩腳的辯護。
只有饒勒斯，這位傑出的社會主義者有著不同凡響之處。起初他是支持米勒蘭入閣的。但他很快就認識到，一個社會黨人必須經過黨組織的同意，按照黨規定的條件才能加入內閣，而且在任職期間必須接受黨的監督。他提醒人們要“警惕由於一個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而可能產生的幻想。”稍後，他也明顯表示贊同第二國際巴黎大會的決議所說：“只要黨組織一旦認為這個內閣在資本與勞動的鬥爭中明顯地露出自己的偏私，社會黨人就應該退出內閣。”由於米勒蘭任職後的表現令人失望，饒勒斯終究與他分道揚鑣。1904年1月米勒蘭所屬的法國社會黨地方黨組織把他開除。因此饒勒斯圍繞著米勒蘭入閣事件的許多演說和撰文並不是為米勒蘭個人辯護，而是在探索實現社會主義的具體途徑方法。這是他對豐富社會民主主義理念的一大貢獻。
米勒蘭入閣後的半年，即1899年12月，在巴黎雅皮體育館舉行了一場有近千人參加的大型辯論會。饒勒斯作了重要發言。他闡述了一些很核心的觀點。他認為，任何人都無法預測資本主義社會在什麼時候發生“大崩潰”，“最後決戰”在什麼時候實行。故此，社會主義者在為將來的革命作相應準備的同時，更重要的是針對當今社會作一件一件具體的、實際的改革改良工作。饒勒斯高度評價法國的普選制基礎上的共和制，認為工人階級可以運用“現代時期的革命工具”─選權取得政權，把它發展為社會主義共和制，饒勒斯指出，“一些社會主義者把國家當成不可滲透的資本主義堡壘是錯誤的。”在另一次會議上，他說：“將來總有一天，統一的組織起來的社會黨也會指示他的一個或幾個黨員去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以便監督資產階級社會的機構，盡最大可能反對反動派的誘惑，盡可能參加改良的工作。”稍後在1890年第二國際巴黎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更進一步指出﹕社會黨人參加內閣，“如果他是整個黨的代表，那麼資產階級會更加猶豫，因為這將是政治上剝奪資產階級的開始。”
也就是在這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考茨基的決議案。決議說：“在現代民主國家裡，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不可能是某種襲擊的結果，而只可能是為了在經濟上或政治上把無產階級組織起來從事長期的艱巨工作的結果，是工人階級的體質上和精神上得到復興以及逐步奪取市政機構和立法機構的結果。”這講得很對，明顯已放棄了暴力革命和主張漸進改革的策略。但緊接著決議又說：“但是，在政府實行集權制的國家裡，政權是不可能一部份一部份地奪取的。”這就與前面的論斷自相矛盾。上面講“奪取政權是逐步的結果。”後面又講“不可能一部份一部份地奪取，”這邏輯上明顯的混亂反映了以馬克思主義權威解釋家稱著的考茨基的痛苦矛盾心情。面對現實他理應作出事實求是的判斷，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他仍然想把有關論點與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決戰”論相銜接。當然這是徒勞的。於是最後他只得說：“個別社會黨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不能認為是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而只能認為是迫不得已的擇取的暫時性的特殊手段這是一個策略問題，而不是個原則問題。國際代表大會不應對此發表意見。”於是這個模棱兩可迴避矛盾的說法被譏為橡皮決議，因為德文橡皮與考茨基諧音。
巴黎大會之後，米勒蘭入閣事件的紛爭不減反增，形成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兩大派別的形成和對立。進而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引起了極大的爭論。鑒此，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舉行了第二國際第六次會議。會議主要議程是社會黨策略的國際準則，具體地講就是巴黎大會“橡皮決議”的續集。
阿姆斯特丹大會是第二國際運動史上十分重要的會議。圍繞著它留下了大量的文字資料，顯示了在這次會議上正統馬克思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作了正面交鋒。
德國社會民主黨以馬克思的嫡系真傳自居，挾1903年德累斯頓黨代會批判伯恩斯坦主義的餘威在阿姆斯特丹大會上大顯其能。經過幾天激烈的辯論以25票對5票通過了蓋德決議案。(另有12票棄權)
決議宣稱：“社會民主黨不能謀求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參與政權。”“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我們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久經考驗和已取得輝煌成就的策略，不能有一種迎合現存制度的政策代替通過戰勝我們的敵人來奪取政權的政策。”
饒勒斯在會議上作了頑強的爭辯。他用了許多事實說明了法國社會主義者在某些具體事件上與資產階級中的某些派別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闡述了逐步改良所能累積的積極作用。他堅持認為不能把德國黨的德累斯頓決議“普遍化”，“國際化”。他堅稱：“當問題涉及各國內部策略時，由於這個問題十分複雜，各國的制度不同，因此不能制定剛性的，統一的策略。”種種跡象表明許多國家都出現新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工人階級需要保留策略和行動的自主性。”不能用“狹隘的策略公式來束縛世界無產階級的行動。”
考茨基反駁他道：“必須把策略的原則和策略的運用區分開來，德累斯頓決議的策略原則同樣適用於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
普列漢諾夫也幫腔說：“實踐同理論之間不存在鴻溝。”
在會議過程中倍倍爾居高臨下的味道引起了饒勒斯的強烈反彈。自威廉．李卜克內西繼恩格斯逝世後五年也去世。64歲的倍倍爾就是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長老，更兼他所領導的德國黨是第一大黨。故其措辭與態度頗為伐斷。然而實際上德國黨的內懮甚多。它一方面堅持階級鬥爭的激進理論，而其實際活動則為改良性質的合法鬥爭。故德國黨存在很突出的理論與實踐的脫離現象。饒勒斯針對這一點向倍倍爾發起了尖銳的反擊：“你們既沒有採取革命行也沒有採取議會行動。”這觸及了德國黨的痛處，倍倍爾等都既尷尬又慍怒。
然而無論如何，阿姆斯特丹會議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勝利而告終。故此，盧森堡滿意地說﹕會議成功是“革命社會主義對改良社會主義的勝利的象徵。”普列漢諾夫亦說﹕決議勇敢地接觸實踐問題，毫不動搖地作出唯一堪稱為無愧於當代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回答。”決議的通過表明了“社會主義的山岳黨戰勝了社會主義的吉倫特黨。”
但是情況並不像他們講的那麼樂觀。會後，許多黨或黨內的派別根本不理睬會議的決議。完全贊成饒勒斯觀點的英國獨工黨公開說：“國際的每一支隊伍都應當奉行自己本身的策略。”並且，由於參加決議投票的代表許多是來自尚沒有議會的國家，所以決議“從一開始就丟失了自己的全部價值。”
在“國際”的干預下，法國社會黨與法蘭西社會黨於1905年實行了統一。統一後的黨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組織結構上都是饒勒斯派占主導地位。
更發人深思的是，在阿姆斯特丹會議上以“社會主義山岳黨”自詡的普列漢諾夫日後被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更新銳的“社會主義山岳黨”掃地除門。那以捍衛馬克思主義自詡的考茨基也被列寧貶謫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而列寧則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傳人自居。這究竟是歷史的無情還是人為的謬誤﹖如果整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那時起就以伯恩斯坦─饒勒斯主義為主導。那列寧主義是否還有崛起的可能﹖
阿姆斯特丹會議上馬克思主義的勝利只停留在表面詞句上。它似乎已處於巔峰，但這是正系數二次曲線頂點。過後就會降下來，因為創立於十九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若拒絕更新，那將不可避免地要被變遷了的現實淘汰。
事實上，恩格斯在逝世前的兩三年間思想已有顯著變化。然而批判伯恩斯坦的人們的思想卻還停留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座標上，不過這“人們”中的考茨基則終究離開那座標跟上了時代的步伐。1912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得票400多萬，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對此，考茨基評論說：“我們已站在走向取得政權的正確道路上，任何其他道路都是錯誤的。”從而較婉轉地否定了暴力革命。同時針對某些人激烈的觀點─無產階級革命必須把原有的國家組織完全破壞為止─考茨基反駁說：“我們政治鬥爭的目標一如既往，通過取得議會中多數並使之上昇為政府的主宰而奪取國家政權，但不是破壞國家政權。”這說明在阿姆斯特丹會議的八年之後，考茨基已公開接受了伯恩斯坦主義。再過八年，發生了他與列寧的論戰。他進而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之說。就這樣，儘管他終身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但這只不過是一個人不願否定自己過往思想軌跡的偏執情結。實質上，他已匯進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