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馬克思主義的極端─列寧主義
二十世紀的降臨給人類社會帶來的不是溫馨與和諧，而是各种矛盾錯綜复雜糾葛不清，導致紛爭迭起，戰雲密布。終於，狹隘民族情緒的狂熱，大財閥追逐利潤的慾望，位高權重者稱霸世界的野心諸种因素交織重疊，遂把人類拖入流血漂櫓的世界大戰。然而，如果對現代史進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考察，就可以發現，產生於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列寧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持久危害，實在是令世界大戰望塵莫及。
俄國社會民主工党成立於1898年3月，這在第二國際各党中是個後來者，1903年8月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生了意見分歧導致派別分野。擁護列寧的一派占多數，稱之為布爾什維克(意為多數派)，反之為孟什維克(意為少數派)，兩派分歧的起點是党員資格的界定，列寧所擬的條文比馬爾代夫(後成為孟什維克的領袖之一)的多了一點：党員必須參加党的一個組織。從此展開了兩派近二十年的紛爭。考察這個紛爭的內容可以得知，分歧涵蓋俄國革命的內容、方式、途徑、策略等。而就奪取政權這一點來說，布爾什維克的很多主張明顯比孟什維克務實、高明。
二十世紀初各主要歐洲國家已基本建立了民主體制，工人階級的任務是把民主推向社會的各個橫斷面及其縱深，如果不是致力於建立工人階級的專政的話。故此在這些國家裡社會民主党肩負的任務是改革，改良而不是激烈的乃至流血的暴力革命。俄國的情況則大相徑庭，沙皇專制政體頑固地盤據社會，堅拒政治改革。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党應該是一個革命民主政党而不是民主政党，它必須有較緊密的組織紀律。如果像馬爾代夫照搬歐洲諸党的條文，只須承認党的党章，為党的任務工作就可以成為党員的話，那勢必會相當鬆散，難以承擔革命重任。
1917年2月革命驟然胜利後，孟什維克的做法也是相當機械地照搬昔日的歐洲經驗，從3月9日(俄歷2月26日)彼得堡20萬工人大罷工開始到3月12日工人士兵武裝暴動起義，再到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只幾天功夫，民主革命已告胜利。3月12日晚上彼得格勒舉行了士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大會選出了11名成員的執行委員會，孟什維克占多數并擔任主席。
實事求是地說，二月革命的成功主要是工人、城市貧民、士兵(穿上軍裝的工人和農民)浴血奮戰的結果，資產階級則乏善可陳。然而孟什維克竟如此的機械幼稚，硬要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出發，把這場推翻沙皇封建專制的革命界定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定它應由資產階級去主導，士兵代表蘇維埃不必參加臨時政府，而只應從外部對其加以監督，於是在3月15日宣告成立的臨時政府中，11名部長有10名是資產階級和立憲党的代表，只有克倫斯基(社會革命党人)以社會主義者身份入閣任司法部長。
把推翻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硬要加上一個資產階級的定語，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社會理論的一大諈^，它經過馬克思主義的炒作已深入人心，造成極大危害。
民主系相對於專制而言，民主革命是終結專制的社會運動，它并不只與資產階級有關。固然，完整意義上的民主革命不可能發生於封建社會，因為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有相當規模，經過了文藝复興、思想啟蒙，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已有相當力量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并且鑒於資產階級在第三等級中占主導地位，革命行動往往由他們來領導。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成為在“民主革命”前面加上“資產階級”這樣一個限定詞的理由，因為民主革命所提出的訴求，諸如廢除封建特權，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全體公民的各項政治權利(思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和人身權利(擇業、居住、遷徙等)，實行普選制，民選立法人員和行政長官等等，對第三等級各階層人民都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正因為這樣，第三等級中的工人、城市貧民─拉薩爾所稱之為第四等級的人群才會那麼積極地投入民主革命。
把民主革命稱之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說法在俄國革命中產生了雙重的危害。第一、如前所述，孟什維克由此把政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和立憲党人。根据兩個多世紀的經驗，資產階級出於其階級利己性，一旦權力在手，它總是想法使民主革命時的訴求在兌現中打折扣，立憲党人就更不消說了。即使在政治領域內，它難以再做些什麼手腳，但在經濟領域中，它是肯定會讓財產分配的不公以某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下去，從而讓資產階級過上比勞動大眾优裕許多倍的生活。而這是不符合第四等級民眾的期望和利益的。
在過去歐洲諸國的民主革命中，由於第四等級的力量相對分散弱小，資產階級主導了局勢後，壓制勞工階級正當的政經訴求，從而導致慘烈的階級衝突，然而此時在俄國民主革命中，第四等級的力量十分強大，何必要去走歐洲諸國的老路呢？
第二，事情尤其糟糕的是，此時在孟什維克背後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布爾什維克。它正好利用孟什維克陷入那個社會理論誤區，從中找到了一個極好的籍口，既然民主革命僅僅是資產階級的，那麼工人階級當然就有必要再來一場革命─列寧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行動了。
當時，由於孟什維克在工人中的影響力大於布爾什維克，農民則相當信任社會革命党，因此，孟什維克本應利用有利形勢，盡快組成以社會主義政党為主體的臨時政府，并包容資產階級的代表參加，在此基礎上，盡快召開全國立憲會議，以使臨時政府取得民意基礎和法理根据，由孟什維克輔以社會革命党主導政局，布爾什維克與資產階級的代表一左一右互相制衡，這樣，俄國就很有機會确立多元化民主政治并平穩地實施各項社會改革以實現社會主義目標。
然而，孟什維克缺乏政治智慧，錯過了這一難得的歷史良機，并在日後遭到了滅頂之災。雖然就它自己而言是咎由自取，但俄國以至全世界都由此陷入了一場至今未完結的大災難。大凡在大動蕩的歲月裡，激進的觀點較能攫取民眾，幾經較量，布爾什維克的影響力在群眾中迅速增長，遂於二月革命後的八個月發動了一場被他們稱之為“十月革命”的武裝暴動，推翻了經過三次改組，資本家和立憲党人占少數，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人已占多數的臨時聯合政府。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幾乎是一覺醒來，孟什維克發現自己已被排除在權力圈外，但它還抱有一線希望做最後的努力，11月間由傾向孟什維克的全俄鐵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出面向布爾什維克建議成立包括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在內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即摒除了資產階級和立憲党人，但布爾什維克立即輕蔑地予以拒絕，在它看來，暴動業已成功，今後，當然只容布爾什維克來一統天下。
布爾什維克曾承諾召開立憲會議，但當立憲會議的代表以普選方式產生出來後，它卻要自食其言了，因為在715名代表中布爾什維克只占183名，其餘均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人。於是在1918年1月6日，立憲會議只舉行了一天，布爾什維克便以武力將會議驅散。從此，在俄國土地上開始了長達大半個世紀的無產階級專政。
十九世紀末期，社會民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歧要點在於改造歐洲各國現狀的途徑是漸進改良還是暴力革命，而且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即使那些自詡為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党，在高談階級鬥爭，激進革命的同時，也沒有真正考慮去怎樣進行武裝革命，他們的實際行動也只是競選，議會鬥爭，罷工之類。即使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在他去世前的兩三年間，也大大緩和了激烈革命的詞句。
二十世紀初，俄國革命經過1905，1917兩次大規模的暴力行動，以布爾什維克攫取全部政權告終，藉此布爾什維克當然可以以馬克思主義的嫡系真傳自居，因為從巴黎公社之後經過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紙上談兵，只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把馬克思主義的暴力革命付諸於成功的行動。列寧認為有必要使自己的党不但在實質上，而且從名稱上都要與歐洲那些只說不練的假馬克思主義政党相區別，更要與那些基本上不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政党相區別，故此，党的名稱是非改不可的了。1918年3月經過列寧提議，俄國社會民主工党布爾什維克派改名為俄國共產党。從馬克思、恩格斯在久遠的1848年撰寫了《共產党宣言》後，至此世界上才出現了貨真价實的共產党，并且，接踵而來還出現了世界性的共產党體系。馬克思、恩格斯的亡靈若有所知，當也含笑九泉了。
不過，在列寧等為他們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而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之時，卻有一個人出來給他們當頭棒喝，這個人就是在約二十年前批判過伯恩斯坦，批判過米勒蘭，也批評過饒勒斯，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自居，滿怀激情地宣稱過：“我將作為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死，正如我作為堅定不移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活一樣”的德國社會民主党理論家考茨基。
考茨基批評俄共并不在於他們以武裝革命奪取政權的方式、途徑，而在於他們獲得政權後的政權結构和走向，也即列寧自己所稱之為的無產階級專政。對無產階級專政，不但歐洲各不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党絕不提及，即使是宣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党也有意迴避，因為“專政”一詞實在不雅，即使加上一個“無產階級”的修飾定語也難以使它變得美麗可親起來。
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文字浩如煙海，很少人能把它們逐字逐句地仔細讀完，考茨基就是這很少的之一。連列寧都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幾乎能把馬克思著作都背得出來的人”。
在馬克思、恩格斯卷帙浩繁的著作中，究竟是怎樣論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呢？從各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們一再引用的章句段落可以得知，馬克思、恩格斯只在幾篇文章和書信中論及無產階級專政。這就是在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中，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在給魏德邁的信中。在恩格斯寫給倍倍爾的信中，在恩格斯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中。從這幾處有關的章句段落來看，十分明顯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雖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但語焉不詳，沒有講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沒有講明專政將實施多久。而恩格斯的那段話更令人迷惑，他說：“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那麼巴黎公社是怎麼樣的呢？巴黎公社實行的是不排斥任何階級的普選，公社決議維護“共和國的一個重要原則－自由原則”。決議“不准進入私人住宅，不准任意抄家捕人”這顯然與布爾什維克的專政大相徑庭。以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崇高形象為己任的考茨基不能容忍列寧把他自己的胡作非為說成是秉承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在考茨基看來，馬克思主義充滿了民主精神和人道氣息，根本與布爾什維克的專橫暴戾風馬牛不相及，如果仍然緘默那無异是默許布爾什維克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糟蹋和构陷，於是，他憤慨遣責布爾什維克政權是“專制政權”是“毀滅民主”，是一個“革命官僚督察的國家機器”并論斷在俄國已“從工人蘇維埃的獨占統治中產生了一個新的官僚階級”。“蘇維埃政權是俄國至今有過的一切暴政中最暴戾的一個。”
於是，在考茨基與列寧之間展開了一場唇槍舌劍。不但在他倆之間，而且在他倆各自率領的派別之間也進行了曠日持久的論戰，甚至在約半個世紀後某個遠東亞洲人國家的共產党理論家們也鸚鵡學舌地模仿布爾什維克的口吻，參與了這場大罵“無產階級革命的叛徒考茨基”的舌戰。
儘管論戰的雙方都煞有介事，但外界卻仍感到無聊，因為他們雙方都有預設前提，即馬克思主義是絕對正确的，是絕對真理。雙方都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只言片語，再加以引伸，作出适合自己需要的解釋，來力求証明自己觀點與行為的正确。
真假美猴王的大戰，外人自然沒有興趣介入。是非的辨明，其實也并不需仰仗先知的真言，僅從常識的角度去探討就可明了，因為道理并不复雜，只要沒有經院大師們在那裡故弄玄虛，故布迷陣，就行了。
列寧主義在政治層面上的關鍵內容是它的階級鬥爭理論、國家觀、民主論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這幾部分又是有密切內在聯系，有時是渾然一體的。
列寧的階級鬥爭理論本源於馬克思主義，并青出於藍而胜於藍，列寧主義認為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是極其尖銳，不可調和的，這明顯是主觀臆斷。
歷史上，強調“君權神授”的封建特權階級對人民實行超經濟的人身強制統治，即不但橫征暴斂而且剝奪人民的政治權利和人身權利，故兩者之間的矛盾極其尖銳，換言之，很難指望這個矛盾以平和的方式得到解決，特別是在十九世紀以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則不同，資產階級不是以法定的特權來統治無產階級，它是財大氣粗，以其手中大量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來控制社會經濟命脈，操縱社會財富的分配，出於階級利己主義，它肯定不會讓無產階級得到合理的財富分配，可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最基本的是體現在經濟層面上。不過一旦資產階級繼封建特權階級之後掌握了國家政權，它就有可能以立法的途徑來強化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這就使兩者之間的矛盾由經濟層面上升到政治層面，無產階級的反彈也就會從破坏機器的原始行動和罷工的經濟鬥爭上升到社會革命。然而當資產階級終究明白過來，改弦易轍之後，兩者之間的對抗性矛盾就會緩和下來，普選權使無產階級得以把自己的代表送進議會，當這些代表足夠多時，他們就有可能制訂逐步改變財富分配不公的法律。當代表數額再多到更高的數額時，他們便可以組閣，從而更有效更迅速地改革財富分配不公的現實。到這時，資產階級與勞工階級的較量，就不是在硝煙彌漫的巷戰上，而是在爭取人心的演說中。
列寧的階級鬥爭激烈論若是創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那還有些道理，但它是創立在二十世紀初，尤其又是在俄國，故更屬欺人之談。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是十分明顯的，而勞工階級相對十分強大，故此二月革命後成立的臨時政府立即發表了《告俄國公民書》宣佈著手召開在普選制基礎上的立憲會議，并實行政治大赦，宗教大赦，宣佈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廢除死刑，成立各种經濟改革機构和生產發展促進會。俄國的社會改革，起碼是在法律文件上，只用一個星期就走完了英國兩個世紀，法國一個世紀才走完的過程，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森林般的槍刺下，資產階級如此恭順，列寧還有什麼道理去杜撰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如何尖銳，不可調和？當然，道理是有的，那就是只有把俄國資產階級說得十分頑固，把它與無產階級的矛盾描繪得十分尖銳，才能使布爾什維克得到再發動一次暴力行動推翻臨時政府，奪取政權的藉口。在1917年六月年召開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該大會有1090名代表，其中布爾什維克只有105名)，列寧就公開放言他的党“隨時都準備奪取全部政權”。
列寧在他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他的國家理論，列寧宣稱“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列寧的國家理論當然也可以從馬克思主義那裡找到根据，如恩格斯就曾說“無產階級之需要國家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
然而國家的功能僅只是“鎮壓”和“壓迫”嗎？國家是否還應該防止境外他國他民族的侵扰？是否還可以對國內的某些大規模公眾事務作出決策和動員﹖如防洪排澇。是否還應該擔負起懲罰和防治刑事犯罪的責任？列寧把國家的功能大大縮小，不過是為了人為地夸大資產階級掌握的國家對無產階級的壓迫，於是無產階級就可据此取得照葫蘆畫瓢的理由。不錯，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是很不光采地這麼做過，但十九世紀末期以來，由於建立在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充分自由的基礎上的普選制的實行(這种普選制才是真正的普選制，沒有這個基礎的普選制則是虛假的普選制)，國家政權已不為(起碼是逐漸不為)某個階級所專有。議會、內閣由來自社會上各個不同階級的代表所組成，從而使階級統治已變得不可能。代表不同階級利益的代表在議會、內閣裡互相碰撞，蹉商，討价還价，以求在可能的前提下取得兼顧各個階級利益的平衡點。當然這個平衡點不是固定的，而是漂移的，依各階級能量的消長而變更坐標，但總趨勢是朝有利於勞工階級的方向移動。
在俄國，從來沒有單獨掌權，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的資產階級要嘗嘗俄國共產党對他們實行階級統治的味道了，他們大概是在替昔日的英國、法國資產階級抵罪受過。這算是列寧主義的創造─跨國株連了。
這個階級統治是怎麼個統治法呢？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說：“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直接採用暴力來取得和維持的政權，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權。”列寧的這段話會令所有善良人嚇得發昏，而蘇醒過來以後确實還需定下神來看看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种种具體做法。
蘇維埃政權機构是通過選舉組成的，而這個選舉是在資產階級和反對派的報章已被取締，即言論、出版、結社權利已被扼制的前提下舉行的，并且資產階級分子和貴族被剝奪了選舉權。因此，這充分體現了蘇維埃政權的階級性。有如列寧所說，是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的機构。不過事情并不僅如此，蘇維埃政權還有一個“新政”，是採用間接選舉法。即民眾只能選舉最基層的蘇維埃代表，往上各層均是代表選代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就是實行這种間接選舉制，甚受詬病抨擊，而今俄共將它實施於無產階級和全體人民。
在俄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被剝奪了所有的政治權利。然而一個人最基本的訴求，最低的底線是覓食謀生。那些前資本家們可以不要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的自由權，也認可布爾什維克政權無償地把他們的工厂、商店充公，把他們的儲蓄沒收。但他們總得要有一份工作，掙得薪金去維持生活，可是他們被拒絕接受為工會會員，因此很難找到工作。尤其在持續數年的糧荒中，俄共政權實行糧食配給制。“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按階級的配給制在各主要城市實行。四种不同顏色的面包和食物配給証發給人口中的四個階級，配給的數量按四、三、二、一的比率分配。獲得配量最少的第四類都是靠資本收入、房產、商業企業或者靠剝削別人的雇用勞動而生活的人，而且當供應量降得非常低的時侯(這是經常發生的)，資產階級就完全得不到配給。”為了得到糧食充飢活命，一些前資產階級分子把他們的珠寶樂器、衣物拿到黑市上換取糧食，但這往往會被“契卡”突然捕獲，被扣上种种反革命破坏罪名抓去做人質或者乾脆就地處決。於是乎，從前沒有對無產階級實行過階級統治，現在也沒有抗拒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資產者整個階級都被逼上了絕路。
在實行這赤裸裸的階級歧視政策的同時，是極其凶暴的鎮壓措施。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內務人民委員會下達一個命令“在資產階級和軍官中間最輕微的反對活動，白衛分子中間最小的活動也要受到大規模處決...契卡和軍事部門應特別努力搜索并逮捕一切改名換姓的人，并不拘何种形式地槍決每一個同白衛分子活動有勾結的人。”
在行刺列寧的事件發生後，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季諾維也夫下令槍決了500名人質，這些遇害的人質大多是和平居民，只是因輕微嫌疑就從家裡被抓走的。
至此，人們總算從實際中知曉了布爾什維克的專政是如何“直接憑借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了，於是在普遍的震惊後是普遍的憤慨，從資產階級報刊到社會民主主義雜志，再到馬克思主義的喉舌無一不予以譴責，譴責的重點是布爾什維克“扼殺民主”。
“民主”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和象徵，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直到流血犧牲。而今布爾什維克如此扼殺民主，的确是可忍，孰不可忍。
本來，列寧曾說過：“民主這個詞用在共產党身上不僅在科學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後，它已成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礙他們自由地、大膽地、自動地建設新的工農兵代表蘇維埃。”這些話表明，“民主”很礙手礙腳，列寧打算把它徹底拋掉。但後來在外界義憤填膺的譴責下，列寧改變了說法，他承認有民主這回事，但又說：“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陷井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是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民主。”“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
如果說在民主革命的前面加上資產階級一詞所形成的社會理論誤區還有其緣由─資產階級曾在民主革命中起領導作用，那麼在民主的前面加上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的限定詞則純屬憑空臆造了。
民主相對於專制而言，它的內涵根本與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或無產階級不占有生產資料無關。民主從個體微觀來看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擁有選舉權和言論、出版、結社、集會等政治權利。從社會宏觀來看，是議會政治、多党競選、三權分立，民選行政長官。從社會群體的關係來看，是通過自由討論之後再進行投票來解決他們之間的觀點和利益衝突。
列寧所說，資產階級民主是狹隘的民主，應該是指昔日資產階級掌握政權後曾不肯全部兌現自己領導民主革命時所作的承諾，如以財產擁有量來限制選舉權，頒布反結社法等等。時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歐洲各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都早已放棄這些不符合民主精神的謬誤做法，皈依了民主原則。故此，列寧的指責，一來是無視時空已變換，二來是邏輯上的混亂，把資產階級曾沒有真正實行民主說成是有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
另外，我們也不妨順著列寧的話語，暫且就當真的有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然後比較一下這兩個“民主”究竟哪個更民主一些。
在俄國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的時侯，各主要歐洲國家仍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權。這些政權給予本國的全體公民(當然包括無產階級在內)以完全的政治權利(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等)。工人群眾及其代表可以隨心所欲地發表抨擊政府的言論和文章并組織以“在政治上、經濟上剝奪資產階級，實行生產資料社會化”為訴求的政党。這些國家已實行著直接普選制。勞工階級已把自己的代表選入市政和中央各級立法機關。
然而在蘇俄呢？布爾什維克政權剝奪了貴族和資產階級的選舉權(請留意，巴黎公社并沒有實行這樣的剝奪)，嚴禁他們有絲毫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言行，否則立即予以鎮壓和處決。無產階級又如何呢？据說無產階級理所當然地要擁護他們自己的政權─布爾什維克政權。如果某個或者某些無產階級分子用口頭或書面去抨擊或反對這個政權，那他們就是站到敵人的立場─貴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成了新生的階級敵人。當然對這些人就要剝奪曾讓他們享有的“無產階級民主”權利，并對其實行堅決的鎮壓和處決。那麼在怎樣的情況下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的“無產階級民主”才會被“享用”呢？首先，“享用”這些民主權利的人必須屬於人民的範疇。接著，這些人民“享用”這些權利是去為布爾什維克政權大唱贊美詩，是在規模巨大的國慶或“五一”節之類的集會遊行中以巨大的標語和震天的口號去向它表示一片信賴擁戴之情，當然間或也可有些“善意的批評”點綴在得到當局允許出版的書報雜志之中。
此外，布爾什維克政權給予無產階級和所有屬於人民階級的人也只是間接選舉權。從直接選舉到間接選舉是無可狡辯的民主程度的倒退。那為什麼布爾什維克政權要實行間接選舉制呢？這是因為既然它宣佈其所建立的是共和國，就不可能以欽定或世襲方式來運作權力，選舉是唯一的途徑，而操縱少數代表的意向要比操縱成千上萬的選民的意向要容易得多。經過多層選舉，選民群眾與最高層已隔得非常遙遠。經過層層過濾，就很容易提煉出适合當局胃口的“民意”，決策者的施政內容也就會與廣大無產階級群眾的意向大相徑庭。
通過以上的比較，列寧稱之為的無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到底哪一個更民主些，不是一目了然了嗎？列寧說：“無產階級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一個政党的領袖信口雌黃，指鹿為馬到了這种程度，不能不為社會留下永遠的震惊。
在這裡，很有必要弄懂，列寧講過這樣一段話：“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党來領導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
如果這段話還不夠直接了當，那就請听曾經是列寧的熱烈擁護者托洛斯基的另一段話“只有通過党的專政，才有可能實行蘇維埃專政。只是由於党的理論見解的明确，它的革命組織的強大，才使蘇維埃能夠從一种不成樣子的勞工議會變成勞工的最高領導機构。”
這下總算真相大白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幌子，是用以蒙騙廣大勞工群眾的，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党的專政，尤其是這個党的領袖人物的專政。恩格斯曾經批評布朗基主義說：“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少數人又事先服從於幾個人甚至一個人的專政。”布朗基主義沒有成功地建立過政權，而恩格斯這段話倘若用在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的列寧們的身上倒非常貼切。
列寧關於階級、政党、領袖之間的關係的理論所造成的問題首先是出在民眾階級與政党之間的關係上，列寧主義強調只有布爾什維克党─俄國共產党是俄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其他的党都不是。憑什麼，憑什麼這樣斷言？憑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不對，因為二月革命的成功，有孟什維克，有社會革命党，還有立憲党，更有許多無党派的民眾的奮起參與，功勞的大頭攤不到布爾什維克的身上。憑十月革命推翻臨時政府？不對，臨時政府經過三次改組後，立憲党人，資產階級的代表已占少數，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社會党人已占多數。如果仍嫌不夠，還可繼續改組，根本不必要推翻它。而布爾什維克堅拒加入臨時政府，堅決要推翻它，其目的無非只要建立布爾什維克的一統天下，連孟什維克，社會革命党也要予以鏟除，即使姑且不論布爾什維克推翻臨時政府是否正當，而僅就它以推翻臨時政府的“功績”來一勞永逸地把自己鐵定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作法就可窺見它那“成者為王”的封建心態。因為這個“先鋒隊”不僅是要人們尊崇它，贊頌它，而是要鎖定由它獨主政權。
一個政党獨霸社會公權力將會帶來什麼呢？它將會禁止其他政党組建，即使有其他的党出現，也必以得到它的首肯，愿意充當它的附庸為前提。發展下去，為防微杜漸，將會禁止結社，為防止有人以理論與言論為先導來從事反對一党鐵定執政的格局，將嚴厲控制思想、言論、出版。一党專政的霉菌發酵後，將使社會生態大大惡化，人的情操品格迅速墮落。投靠党取得先鋒分子的資格是拓展個人前程的最佳道路，於是識時務的俊傑們紛紛在入党做官的征途上各顯其能，迎奉長官意志，無視民間疾苦，揣摩上級意圖，邀功取寵，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充當政治打手。絕大多數芸芸眾生自感無力進取，則漸漸麻木，且又為殘酷的“階級鬥爭”所震懾，變得謹小慎微，明哲保身，不問政治，正義感泯滅。極少數反抗意識甚強者會作出絕望式的反抗言行，這飛蛾撲火的行動卻給當權者找到施行嚴厲鎮壓政策的藉口，於是針對新生的階級敵人─本屬無產階級或其他人民階級的“蛻化變質”者的肅整、清洗“政治運動”連綿不絕，永無寧日。
在布爾什維克掃清了党外所有不馴服的政治因素後，便禍起蕭牆了。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最終體現為革命政党內的領袖專政，故領袖不可能容忍党內存在不馴服於自己的人物和派別，所謂集體領導不是常態，也不穩定，個人獨裁才合乎布爾什維克的政治邏輯。於是領袖必定會消除党內那些公開存在或潛在，甚至是領袖臆測出來的不馴服於自己的人物和派別。這類故事首先發生在蘇俄，後來又在某些遠東亞洲人國家中上演不衰。在蘇俄，曾經為党的專政大力鼓吹的托洛茨基首當其沖被這個專政掃地出門，并追殺於墨西哥；曾經以鐵腕實施無產階級專政，下令大規模處決人質的季諾維也夫等也被押上了刑場，連并無權力慾望，但其觀點時與領袖們相左的理論家布哈林也難逃一死。
這就是列寧首創再經過斯大林發展的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分支，是把馬克思主義中某些尚處雛形的謬誤擴展至極端的分支。用列寧党徒的話來說，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种种作為無可辯駁的是人類文明的大倒退，是獨裁專制披著人民共和國外衣的复闢。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廣泛并持久，時至今日，儘管俄國已得到解脫，但某些遠東亞洲國家仍呻吟在它的淫威之下。
從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專政很容易聯想到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專政。雖然兩者都施行嚴厲的鎮壓手段，但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雅各賓專政時期短，而布爾什維克專政相當漫長。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與之有很多不同，無可借鑒效仿，當時是人類社會民主革命的幼年時期，理論和經驗都十分缺乏，憑著一腔熱情激奮而起，難免產生過激與謬誤。俄國革命在它之後一個多世紀發生，人類社會已經歷許多變故，有關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極多，只要怀著真誠的動機和愿望，斷不會重蹈色彩斑駁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灰暗部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例証。在公社委員會中也因思想觀點，策略方法的不同導致了派別分野，兩派爭執十分激烈。但是，雖則如此，大革命時期那种動輒把不同派的革命者送上絞架的情況卻不再發生。時代不同了，巴黎人成熟了，儘管雅各賓党人仍然是他們之中許多人崇敬的英雄，但卻絕不會效法雅各賓專政的某些恐怖行為。故此，俄國布爾什維克專政的暴行及其帶來的深遠危害是不可原諒的。
首當其沖遭到列寧主義危害的是俄國的近鄰德國。确切地說，是列寧主義禍害了德國革命。1918年11月，德國爆發革命，情形與一年多以前的俄國二月革命極為相似。革命以11月2日基爾海港的水兵暴動啟動，頃刻間即成燎原大勢。幾天之內各地紛紛響應，7日，德第二大邦巴伐利亞宣佈為共和國，國王路德維希三世退位。9日清晨，柏林工人就開始舉行大規模遊行集會，軍隊拒絕鎮壓，而且倒戈。起義者迅速占領警察局和皇宮，威廉二世倉惶出逃，霍亨索倫王朝繼羅曼諾夫王朝之後傾覆。
德國有當時世界上最強的工人政党─德國社會民主党。它從成立至此已走過了約半個世紀的歷程，從1912年起它就一直是德國國會裡擁有議席最多的党。然而，糟糕的是，這個党已於1917年4月分裂成社會民主党和獨立社會民主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對政府戰爭撥款所採取的不同看法和處置。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民族主義狂潮澎湃洶涌，勢不可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國際主義觀點和馬克思主義的“工人無祖國”都像無力的柵欄被洪水沖垮。連蓋德這樣自封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進入了戰時內閣任國務部長。
然而在德國社會民主党內還是發生了激烈的爭端。一派支持政府的戰爭政策，主張在議會中對軍事撥款投贊成票；另一派則反之。在全社會民族情緒的高壓下，反對派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見而在公開場合步調一致地投了贊成撥款票，只有一個人，卡爾‧李卜克內西(威廉‧李卜克內西之子)投了反對票。
隨著戰爭局勢的發展，反對派認為德國已完全表現出侵略勢頭，再也不能以保衛祖國的防御性作戰來為政府辯解了，於是他們堅決地在後來的議會表決中投反對票。鑒此，党中央把他們開除。他們遂另外組織了獨立社會党。24萬党員留在原党內，10萬人脫幅而去，加入新党。新党的精神領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德國党多次開會批判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聲色俱厲，好像德國社會民主党真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衛士。其實這不過是虛幻的表象。德國党內許多人早已心儀改良，對馬克思主義敬而遠之了。在倍倍爾、考茨基、盧森堡等人大聲疾呼批判伯恩斯坦時，他們靜靜地觀察，默默地想著自己的心事，悄悄地走自己的路。以埋頭苦幹又不顯露鋒芒的方式攀上了高位。這其中就有艾伯特和謝德曼這兩個後起之秀。
德國社會民主工党成立的時侯，艾伯特與謝德曼都還是幼童或尚未出世。然而憑著他們的沉著與干練都後來居上地超過了他們的前輩。1913年倍倍爾去世時，艾伯特當選為党主席(與哈阿茲并列)，并且，令人不無意外的是，艾伯特與謝德曼都是血統工人，他們的父輩是工人，他們自己也是學徒工出身，嘗盡社會底層生活的艱辛，卻不具激烈革命傾向，他們的和平改良意識甚至大大超過了伯恩斯坦。同樣令人不無意外的是伯恩斯坦在倍受責難羞辱後都仍然執著地堅持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他事後一再宣稱1914年8月4日被迫投贊成票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就是在德國社會民主党分裂為以艾伯特、謝德曼為首的德國社會民主党多數派和以哈阿茲、考茨基為首的獨立社會民主党的背景下發生。
霍亨索倫王朝傾覆了，德國向何處去？
11月10日，柏林蘇維埃會議召開。批准前一天成立的人民全權代表委員會，即臨時政府。此臨時政府與俄國二月革命後的臨時政府大不相同，它是由社會民主党和獨立社會民主党主導，然而問題就出在這兩個分了家的兄弟之間。
臨時政府成立後兩党進行了討論磋商，獨立党向社民党提出應把德國導向社會主義共和國。社民党內有玄機地回答：“這也是我們的愿望，但決定權在於選舉出立憲會議的人民。”獨立党進一步澄清，在這個共和國中，全部行政，立法和司法權力應掌握在全體勞動人民和士兵選出的代表手中。對此，社民党作了正面答复：“如果這一要求是主張一個階級的一部分人專政而又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擁護，那麼我們就必然反對這种要求，因為它同我們的民主原則相矛盾。”
由此可見，獨立党與社民党的分歧已不僅是昔日關於投票支持軍事撥款與否了。對於今後德國政局的走向，他們各自的訴求也大相徑庭。社民党傾向於全民民主政權，即對資產階級不作政治歧視。它強調宣稱：“不是全部權力歸蘇維埃，而是歸全體人民。”而獨立党人的主張明顯與俄國布爾什維克相似，要把資產階級排除在社會公權力之外。世事的复雜吊詭在此有了鮮明的例子。剛剛在幾個月前，1918年8月，考茨基還寫了一個小冊子，嚴厲譴責布爾什維克的“無產階級專政”，而此時，以他為精神領袖的獨立党卻提出了與布爾什維克相似的訴求。
一個多月後，即1918年12月中旬，在柏林舉行了全德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出席會議的489名代表中，社民党占288名。會議否決了“全部權力歸蘇維埃”的提案，并選舉出社民党占优勢的執行委員會。於是，社民党不但主導了臨時政府，也主導了全德工兵代表蘇維埃大會及其執行委員會。
獨立党裡的左派，尤其是獨立党裡一個自成體系的派別─以卡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為首的斯巴達克聯盟打算要再發起一場革命，類似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十月革命來推翻艾伯特政府。為此他們從獨立党內把自己的隊伍拉出來，於1918年12月30日成立了德國共產党。在這种情況下，獨立党的主流派猶豫了。他們雖然對社民党背离馬克思主義不滿，但又不想在德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而社民党則大為緊張起來。俄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党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成功後的悲慘下場，使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危作想。德國今後向何處去已是以後的問題，目前至關重要的是保住身家性命。為此他們決定先發制人。社民党本身并無武裝力量。但其領導人之一諾斯克卻早有預算，他組織了一支由舊軍人為骨幹的軍事力量，并率領這支武裝於1919年上半年鎮壓了柏林、慕尼黑等一些地方的獨立党左派和共產党領導的工人暴動。卡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也在鎮壓中遇害，從此德國社會民主党多數派就背上了勾結反動勢力，屠殺自家兄弟的罵名。德國工人運動從此分裂了。
這的确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的最大悲劇。德國社會民主党右派的确應該受到譴責，但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如果“德國的布爾什維克”得勢，他們的政治生命乃至肉體生命都將完結。舍此，他們還能有其他什麼選擇呢。
面對現實，獨立党人檢視了自己過往的足跡。他們未必會贊成艾伯特、諾斯克的鎮壓行動，但他們更不愿見到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在德國成功。於是他們改變自己步伐走向。1919年3月伯恩斯坦首先告別獨立党回到多數派社會民主党。1922年9月，考茨基則率領所有愿意回歸的獨立党人重新并入社會民主党。從此，德國再沒有獨立社會民主党這個番號了。然而還是有很多人沒有跟著考茨基去回歸。時間的流逝并不能沖淡他們對社民党曾經血腥鎮壓工人起義的憤恨。在台爾曼等人的率領之下，他們聚集在德國共產党的紅旗周圍，成為一支既與資產階級為敵，也與社會民主党為敵的政治力量。
兄弟鬩牆，為敵人所趁，德國社會民主党再也無力單獨主導政府了。它只得與天主教中央党組成聯合政府，即魏瑪共和國。政權既被分享，它的行動也必處處受掣肘。自然，在把社會民主主義理念付諸現實的時侯，就不得不打折扣。
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列寧主義，沒有在布爾什維克刺激下的斯巴達克團運動，德國十一月革命的歷史很可能會改寫。獨立社會民主党與社會民主党因投票贊成政府軍事撥款與否而產生的分歧會因戰爭的結束而消淡，儘管兩党在觀點和策略使用上亦有歧見，但這完全可以作為党內事務進行辯論蹉商，因為伯恩斯坦也就是德國党內和平改良主義的先行者，而考茨基在批評伯恩斯坦時態度平和，譴責蘇俄布爾什維克主義則十分嚴厲。故獨立党若在他們的主導下而無左派獨立党人和斯巴達克團的激烈舉動是可以和社民党合二為一，攜手共進的。若能這樣，一個統一的德國社會民主党必定可以把多年錘煉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變成實際行動，開創整個國際社會民主運動的新篇章。然而，很可惜，這一切都只能在設想之中了。
而且，更為糟糕的是，由於社會民主党與共產党互鬥，不但使魏瑪共和國步履蹣跚，而且給反動勢力以有利於糾集滋長的機會，直至希特勒上台。
1919年2月魏瑪共和國成立時，艾伯特選為總統，謝德曼被任命為總理。由於他拒絕在凡爾塞條約上簽子，遂辭職。從1920年到1928年九屆內閣中，只有兩屆很短的內閣由社民党人主持，資產階級從其階級利己主義出發，一旦掌權就會在經濟上向勞工階級開刀。如8小時工作制被取消，養老金和殘廢補助也被削減等等。
1925年艾伯特總統逝世，舉行新總統全國直選，魏瑪聯盟(社民党在其中)推舉思想較開明的馬克斯，保守勢力推舉帝國舊軍頭興登堡元帥，共產党推舉台爾曼。選舉結果，興登堡得票1465萬當選，馬克斯得票1375萬，台爾曼得票193萬。顯然，若沒有社會民主党與共產党的分裂，興登堡就當不上總統，而他當上總統是魏瑪共和國中民主勢力迅速式微的關鍵一步。如果說興登堡是保守勢力的代表，那希特勒的納粹党就是毀滅世界的惡魔了，即使此時他還很渺小(只有二萬多党員)，但民主勢力的分裂給它的崛起提供了可能。
三年後，國會選舉，社民党得票920萬，仍為第一大党，共產党得票330萬，為第三大党。此時納粹党尚只得票81萬，民主力量可游刃有餘地撲滅納粹魔火，但卻掉以輕心。
僅僅兩年後，1930年，再次舉行國會選舉，納粹党得票突增為641萬，社民党下降為858萬，共產党增加為495萬。民主力量若聯合起來，仍遠遠大於法西斯勢力。深感局勢嚴重的社會民主党試探與德共聯合擊敗氣勢洶洶的納粹勢力，但德共予以拒絕。德共領導人台爾曼等人持有這樣的公式：社會民主党＝社會法西斯＝主要敵人。1931年夏，德共甚至與納粹勢力一起推翻了有“民主堡壘”之稱的普魯士邦的社會民主党政府。
1932年11月國會大選，納粹党得票1170萬，議席196席，躍為國會第一大党，社民党得票800萬，121席，共產党得票600萬，100席。納粹党短短幾年間得到迅猛發展，不過，若社共兩党能夠聯合起來，強力運作，還是有扭轉局勢的可能，然而這個最後的機會也稍縱即逝了。
1933年1月，希特勒攬到總理職位。3月宣佈德國共產党為非法組織，大批逮捕德共幹部。6月下令解散社會民主党，令其停止活動。一些領導人被宣佈為叛國分子。社民党領袖紛紛逃亡國外。於是乎，一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風雨洗滌的德國社會民主党就這樣被一個僅活動了十年的納粹党壓入歷史的陰影之中。
人類一場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希特勒納粹党把世界拖入一場令1914-1918的世界大戰小巫見大巫的戰爭之中。中國是這場大戰最深重的受害者，因其嚴重的後遺症至今未愈。
列寧主義對於世界的荼毒效應劃了一條先西後東的曲線。它首先禍害了德國十一月革命，使魏瑪共和國先天不足。這不足使希特勒得以上台。納粹德國的戰爭行動刺激鼓動了與之結盟的日本軍國主義。日本發動大東亞圣戰，遠東某個古老大國是日本侵略的重點目標。這個古老大國曾在二十世紀初推翻帝制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爾後進入民主建國的艱難過程中。日本的侵略使此過程中斷，并使一個以列寧主義為指導的武裝集團得以從幾近滅頂中喘過氣來，并繼而坐大，終究顛覆原已有的民主共和國，成為這古老大國的主宰。半個世紀來，它奉行列寧主義為圭臬，至今仍堅持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著為“人民享有的最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這“民主”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嚴厲的報禁，党禁，實行多層間接選舉法，最基層的候選人都由党指定，摒棄的多党競選制度，由極少數人控制的党無可爭議地組建政府，壟斷社會公權力。軍隊、警察、外交、財政、司法、民政全都在這個党絕對控制之中。一切都是很正宗地道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產品，當今列寧主義在它的故鄉已被棄之如敝屣之時，卻在這個遠東大國香火鼎盛。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列寧忘靈若能得知，也當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