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新的開拓和貢獻
既然英國工黨國有化實驗已被證實並非建設美好社會有效途徑，那麼社會主義必須由生產資料公有制來體現，這一命題也就值得從新審定了。換言之，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內涵應該注入新的概念和內容。
如果說英國工黨以其豐富的實鄯Q著並以此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很多經驗教益，那麼德國社會民主黨就是以其深厚的理論見長並以此給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增添了許多思想素養。在新的形勢下，它想必會承擔新的任務。
有人曾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最終徹底蛻變為改良主義的黨感到惋惜，因為據說德國黨曾經是馬克思主義的黨。事情果真如此嗎﹖這些人這樣認為，大概是因為他們記住了威廉．李卜克內西、倍倍爾都把馬克思、恩格斯視為師長，但卻忘了他們兩人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壓了16年不讓發表。忘了威廉．李卜克內西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拉薩爾主義者，他們是社會民主黨人。”大概他們又記住了德國黨幾個代表大會上對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作了批判，但卻忽略了批判會過後，伯恩斯坦主義的影響力卻日益擴展，到後來連批判隊伍中的主將之一的考茨基也成了伯恩斯坦的戰友。大概他們還記住了德國黨內有以卡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等人領導的正宗馬克思主義團體─斯巴達克聯盟，但卻不了解在當時三十幾萬黨員中，斯巴達克聯盟只有幾百人。
當然，更大的可能是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忘記，沒有忽略。他們的惋惜只是故作姿態而已。他們煞有介事不顧事實地硬要把德國黨說成曾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黨是為了替馬克思主義挽回一點面子。否則，如果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二十幾個工人階級黨中晃來晃去那麼多年，到頭來連一個落腳點也沒有，那豈不是太窘迫、太潦倒了嗎﹖當然，相對而言德國黨還算是歐洲諸黨中與馬克思、恩格斯關係最密切的一個黨。但這完全不足以把它認定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
1875年充滿拉薩爾主義的《哥達綱領》令馬克思、恩格斯疾首痛心。1891年的《愛爾福特綱領》雖然好一點但也有原則缺憾─避開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的《格爾利茨綱領》和1925年的《海德堡綱領》改良主義傾向更為明顯。至二戰以後的《齊根海因聲明》就顯露出了新思維端倪。聲明說馬克思主義對社會的分析具有“只從經濟角度進行觀察的片面性。”而現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把人們思想自由和道德責任也看作是對歷史進程起塑造作用的因素。社民黨為實現自己最後的政治目標而鬥爭，但它不僅僅是根據經濟發展的趨向或出於物質的目的性的原因，而是為了人的尊嚴。”這個新的思維實際上是否定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正是由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完全對立才造成了兩者的階級矛盾不可調和，從而導致尖銳的階級鬥爭。然而此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卻認為道德責任也會在塑造歷史進程中起作用。這是在含蓄地告訴人們。資產階級中的有識之士會自動放棄一些經濟利益以讓無產階級的境況改善，無產階級中的有創見的思維冷靜者也將願意與資產階級討論磋商共同探尋調和兩大階級利益的方法途徑，以不必訴諸於激烈的階級鬥爭。並且，德國黨還宣稱它的奮鬥“是為了人的尊嚴。”這個“人”，當然既包括無產者也包括資產者。可見，如果說昔日德國黨的前輩們僅僅是在修正馬克思主義，那麼此時德國黨的新銳者則完全走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藩籬。
二戰以後在戰爭廢墟中重建的德國與一戰以後的很大不同。在盟國的干預下，民主政體很快確立。法西斯主義幾乎連根拔起，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戰敗的德國人沒有想到復仇，而是考慮活下去，而且力求活的好些。
基督教民主聯盟、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都在1945年內成立。前兩個是新建後兩個是重建。令人不無意外的是新建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表現出比原來已具基礎的社民黨擁有更大的政治空間和影響力。1949年8月西德舉行戰後第一次選舉。基督教民主聯盟選勝，阿登納首任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
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面臨一個較之昔日大相徑庭的德國社會。經過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大戰中法西斯極權政體給社會和人民帶來的災難，痛定思痛，民眾的主流思想都傾向和平，安寧。民主和自由的價值觀日見深入人心。人民對推崇激烈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口號都興趣缺缺。而且由於經濟的迅速恢復和科學技術發展，使社會上出現了一個介於資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中間階層。因而，社會黨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傳統不能不受到嚴峻的挑戰。當然，懷有激烈鬥爭情緒的還大有人在，但若社民黨不僅只想以一個反對黨的身份去帶領一些民眾進行反對現存政府某些法令法案的鬥爭，而還想主持政權的話，那它就不能只在少數人之中得到擁護，而必須取得多數人的認同。這一不可迴避的社會現實是促使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做出革新的有力杠杆。革新里程碑是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哥德斯堡綱領》。
1959年11月，德國社民黨在哥德斯堡舉行特別黨代會。會上通過了《哥德斯堡綱領》。其全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原則綱領》。
《綱領》宣稱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由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黨。”“一度只不過是統治階級剝削對象的無產者，現在已居於享有公認的平等權利和義務的國家公民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原則的改變。從階級的黨變成人民的─全民的黨。就其政治寓意來說是否定了階級鬥爭。而從現實上來看是出於爭取更多人的擁護，開拓政治空間的需要。至於“一度……的地位”這句話則是作為這個改變的依據。然而，實事求是地說，這個依據是否成立是值得商榷的。無產者已具有與其他階級平等的政治權利和公民地位，這當然毫無異議，但是否只是一度受過剝削而現今已完全享受到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呢﹖不過，我們仍然願意把這種說法看成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為了現實需要所付出的代價或採取的策略。
《綱領》說：“社會技術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財富權力集中在一小撮人的手中，而給僱佣勞動者帶來的首先只是貧困和痛苦。取消統治階級的特權，給每個人帶來自由、公正和富裕，這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真諦。”這段話是首先使社會民主黨當今的意識形態與傳統的能有所銜接，之後立即轉入一個新的境界。“社會主義的真諦”已不再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而是給“每個人”─當然是包括了資產者、無產者和其他所有階級的人─帶來自由、公正和富裕。
在對黨的性質和意識形態作了原則性的變動後，《綱領》進而宣佈：“德國社會民主黨信奉民主。”並“希望在平等的條件下同其他民主政黨進行競爭，以贏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進而建立一個符合民主社會主義基本要求的社會和國家。”至此，階級鬥爭的方法已被明確放棄。
在經濟領域中德國社會黨打算怎麼樣做呢﹖對此，《綱領》是這樣說的：“社會民主黨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實現不斷增長的社會富裕，使人人都能從國民經濟的收益中得到公正的分配。”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這個關鍵的問題，社民黨明確宣佈：“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需要得到保護和促進，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所運轉的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這種方式必然會造成剝削和貧富兩極分化，它與社會公正是背道而馳的。社民黨的這個條件從句“只要它不妨礙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表示了它將引入國家干預的機制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予以制衡和約束。《綱領》說：“盡一切可能展開競爭，按一切需要實行計劃。”“競爭”在一個世紀前它曾受到路易．勃朗工場社會主義的痛斥。而此時它卻得到德國社民黨的認同乃至讚許。這是由於一個世紀來的社會實踐使人們終究深刻認識到“競爭”可以帶來效率。當然，社民黨也沒有忽略，競爭也會帶來一系列消極現象。故同時主張“按一切需要實行計劃。”
由於社民黨與共產黨的歷史淵源，使社會上許多人仍對社民黨抱有疑慮。這顯然也會成為社會黨走向執政的負數。於是《綱領》表白：“我們反對任何專政，反對任何極權的和權威的統治。因為它們無視人的尊嚴，消滅了的自由和破壞法制。”並進而譴責到：“共產黨人無權自命繼承了社會主義傳統。事實上，他們篡改了社會主義的思想財富。社會黨人希望實現自由和公正，而共產黨人則利用社會的分裂來建立起自己的一黨專政。”
《哥德斯堡綱領》的出爐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前途產生了極大的正面作用。它標誌著社民黨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策略上都從實質和語言表述兩個方面均以嶄新的姿態面對新的世界。如果說從前社民黨只是在實質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而在他們的某些文字表述中仍保留有馬克思主義的詞句的話，那麼，自《綱領》後，這些詞句也告消失。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業已成熟。而馬克思主義，即使是以恩格斯的晚年思想為代表的後期馬克思主義也在歐洲政治舞台上徹底失去了吸引力。在這種現實情況下，社民黨的取捨是十分睿智的。唯其如此才使社民黨獲得了更多民眾的認同，爭取到更多的選票。為其走向執政廓清了道路。經過不懈的努力，終於在1969年9月大選中，社民黨一舉擊敗基督教民主黨聯合陣線，取得了執政權。
就像當年的《哥達綱領》、《愛爾福特綱領》曾影響了第二國際許多黨一樣，《哥德斯堡綱領》也影響了同時代的許多黨。《維也納綱領》和其他各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匯成了一條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滾滾洪流。這股洪流不但把一個又一個的歐洲社會民主黨推上了執政的地位，也給亞洲、非洲、南北美洲的意識形態格局以有力的推動。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不再局限在歐洲，而是走向了全世界。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上的開拓和貢獻並不卻步在《哥德斯堡綱領》上。繼這綱領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經過多年的研究探討，終於完善了他們的“基本價值論”。其標誌是該黨1989年的《柏林基本綱領》。
“基本價值論”是這樣表述的：“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和從共同的結合中產生出來的彼此間所承擔的義務，即是社會主義意向的基本價值。”如果把這句充滿了哲理的句子改換以通俗的語言來陳述，那就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是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或“社會主義是要建造一個充滿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社會。”
社會主義的傳統表述是民主政治加生產資料公有制。直至1951年的《法蘭克福聲明》還是這樣講的：“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佔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少數人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兩相比較之下，可以發現社會主義定義的新表述引進了倫理色彩並具有抽象的意味。即具體的措施已被略去而代之永恆的真理追求。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社會圖景有如數學上的極限。你可無限靠近它，但永遠不可以宣稱已達到它。而社會主義也就在這無限地趨近中獲得無盡的動力和生機。
現代倫理主義來源於一切為了人的康德主義。伯恩斯坦心儀康德倫理主義，曾喊出“回到康德去”的口號。他認為考察一個社會除了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著手外，還應考慮到道德觀念、歷史傳統、宗教習俗等因素。這種明顯有別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為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繼承。法國饒勒斯的人道社會主義也包涵著倫理主義的色彩。他說：“對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來說，社會革命是飛躍。它通過財產的新形式帶給無產階級以自由和福利的可靠保證，以及行動的新的可能。它賦予資產階級的歷史事業以更完善的意義，同時它帶給資產階級道德高尚和偉大提示。這是通過提高兩個階級使兩者混合起來，這是在一個最高點宣告人類團結。”饒勒斯的學生，傑出的社會黨人勃魯姆有了一個更言簡意賅的表述：“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只能是個性自由和社會公正。”就憑這句話勃魯姆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詞句上都可視為當代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論的先驅。
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大革命中，曾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儘管橫隔著近兩個世紀的漫長時空，人們仍不難看出這個口號於當代的“基本價值論”之間的傳承關係。正如當代的社會黨領袖勃蘭特所說：“自由、公正(平等)、團結(博愛)這三個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我們是啟蒙運動的後代，這並沒有什麼不光榮的。”“平等”由“公正”來承接。“博愛”由“團結相助”承接。稍加考察可以洞悉，這傳承關係中含有提煉和昇華。因為儘管“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十分瑰麗，但在那時終歸還只是一種美妙的理想。人們在正義的激情之中提出了這個口號，卻沒有具體地考慮怎樣把它落到實處，而且當時也其實並不具備把它落到實處的土壤。近兩個世紀之後的“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既是瑰麗的理想，也是行動的口號。德國社會民主黨不但提出了它，而且還考慮到怎樣讓它逐步變成現實。這從他們對這個口號的具體詮譯就可以看出。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自由意味著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係，並有可能在公正的、團結互助的要求所規定的限度內，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只有人人獲得自由發展個性的真正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可能性的時候，自由才能成為社會現實。”“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得到足夠的社會保障的人，才能利用他的機會去獲得自由。為了自由，我們需要同等的生活機會和廣泛的社會保障。”在這裡德國社民黨人對自由下了定義，又對自由做出了界定，並闡明了自由得以實現的條件。而意義尤其重大的是後兩項。因為他們指出了人人皆應有的物質基礎，經濟基礎─生活機會和社會保障。”譬如，一個人從小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語言表述能力極差，那言論自由對於他就毫無意義。一個人如果經濟狀況十分拮據，三餐不繼，那就算他寫出了一本闡述其觀點的書，由於無錢付梓，出版自由對於他也成了空談。
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用“公正”取代了“平等”。顯然，平等與公正是相通的。因為公正是平等的基礎。故此《柏林基本綱領》說：“公正要求在法律面前同樣的自由和平等。公正要求有同樣的政治和社會參與的機會和社會保障。公正要求男女的社會平等。”“公正要求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面，以及在教育、培訓和文化方面的更多的平等。”這些觀點都是很容易理解的。而社民黨人一個嶄新的觀點是：“同樣的生存機會並不意味著各人的生活千篇一律，而是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發展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的空間。”這個觀點是在婉轉地表述，平等並不等於平均。生活不會是千篇一律。既然每個人在不妨礙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可以盡力去發展自己，而這個發展的結果不僅造成他個人獲得多於旁人的利益而且也惠及旁人的利益，並且這又為眾人所認可的話，那麼這個多於旁人的利益─不平等的現象就不能認為是不公正的。譬如，一個人經過刻苦學習、鑽研、實驗做出了創造發明，他由此得到一筆獎金或專利。而同時他的發明創造有利於提高生產率，甚至更直接與每個人相關(如家用電器的創新和醫療技術的革新，特效藥品的成功研製等)那麼他因而得到獎金和專利就是公正的。然而無可否認的是他的經濟狀況將會比許多人要強。但這經濟所得的不平等並不意味著不公正。事實上，這也正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要用公正取代平等的原因。“平等”，這個概念不夠嚴謹，它很容易流入平均，給人以誤導。“平等”往往令人只注重結果，而“公正”卻促使去考察事情的全過程。它不僅涉及體現為表象的結果，更涉及造成這種結果的來龍去脈。可見，用“公正”取代“平等”絕非即興之作，而是在長時期的實踐過程中經過慎密思索所得出的思想結晶。更為具有實際意義的是，要在社會上實現“公正”要比實現“平等”更具有可操作性。故此，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用“公正”取代“平等”的匠心獨具的確是對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庫的一大貢獻。
如果說自由主要體現為個人的權利。公正主要表現為社會與個人的關係，那麼團結互助則體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團結相助”承接了“博愛”，而比“博愛”更具體化。“博愛”還屬理念的範疇，而“團結相助”則可表現在實際行動中。
民主社會主義既然把基督教義視為其思想淵源，那麼“基本價值論”中強調“團結相助”就是很自然的了。因為基督教就認為社會應該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情誼的基礎上。
在德國社民黨人看來，自由的內容、自由的限定、公正的表現和實現，這一些大多可以用法律法規等規定下來，唯是人與人之間的團結相助是發生於法律之外。人與人之間是互相依存的，故應友善相處。《柏林基本綱領》指出：“沒有團結互助，就沒有人類社會。”“只有當我們互相承擔責任，願意給他人以自由時，我們才能自由地，平等地共同生活。”
“團結相助”對人提出了比“自由、公正”更高的道德要求。因為它既發生在法律之外，就完全是人自覺的理智的行動，不可以有絲毫的強迫，強求。它是建築在整個社會的道德風貌有相當水平，人們對人的尊嚴、對人道主義的真諦有相當的了解，很能進行道德自律，意志自律的基礎上。當然，毫無疑問，它也必須建築在相當的物質文明的基礎上。
“團結相助”的廣泛實現是一個社會的精神文明處於高水準的表現。它尤其能使人感到生活在一個和諧溫馨健康的人文環境之中。它能使自由和公正得以更充分地實現。因為，如果每個人都願意與周圍的人友善相處，並盡一己之力去幫助處於困難中的人，那麼他怎麼會不遵守限定去行使自己的自由權，怎麼會允許不公正的事發生呢﹖
“基本價值”中的三大要素─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儘管都有各自獨立的內容，但三者之間又是相互關聯，相輔相成的。自由與公正互為基礎，相互制約。而團結相助則為自由、公正的實現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環境，反過來又為自由、公正所促進。因此三大要素為一有機整體。
社會主義既是一個瑰麗的理想或最美好的社會形態，那它就只能是無窮的正面因素，積極效應之和，所有的弊端都不應積累在內。故社會主義的定義不與某個具體的經濟結構和措施(如生產資料公有制，國有化)掛鉤，而作觀念上的表述─“基本價值論”─是很明智的，因為具體的結構、措施總有其利弊。而讓任何弊端和瑕疵損害社會主義的瑰麗色彩都是不允許的。故此，僅從這點上來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智慧確實十分傑出。
毫無疑問，德國社民黨的“基本價值論”也會受到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抨擊。如：“在階級社會中，人們對自由、公正、團結互助等倫理觀點的解釋是各種各樣的，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在階級社會中是有階級性的。認為‘自由、公正、團結互助’可以成為不同思想信仰的人的共同基本價值從根本來說是唯心主義的。”
共產黨人的這些批評可以促使我們面對這樣的現實，那就是﹕儘管德國社會民主黨曾兩次執政，並時常是德國議會裡的第一大黨，但是它從來沒有取得絕對多數。換言之，社會上還是很多人不認同，不擁護它。對於從理論到實踐都十分理智的社民黨有什麼理由不擁戴它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時甚至會是正確的─出於社會多元化的觀念，務求不使一黨獨大。不過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有些人不認同社民黨主要還是出於他們狹隘的階級偏見和政治短視以及經濟私利。然而，對此又該怎麼辦呢﹖難道就該採取列寧主義式的革命手段，強使他們去擁戴社民黨嗎﹖當然不能，因為這種做法本身就違反了社民黨自己所推崇的“基本價值論”。那麼該怎麼辦﹖答案是，只有通過長期的、極具耐心的、鍥而不捨的宣傳，討論和交流溝通去理服人，並樹立起這樣的信念﹕與歲月一起增長的人間文明終將越來越深層地戰勝偏見，短見和私利。然而又不可以預期有一天會百分之百地戰勝了它們。世界在運動中，人類社會的發展使自由、公正、團結相助會有更高層次的內容和標準。人類在對更高層次的基本價值的追求中也就同時更高標準地塑造了美好社會和人類的本身。這個塑造永無止境。人們可以認為他們所塑造的社會越來越接近瑰麗的目標，但卻不能宣稱已到達了這個目標。
在此，當我們再回過頭來考察共產黨理論家們的批評時，可以發現，他們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像過濾性病毒般地深入了他們的骨髓。無論對什麼事物，他們都要進行一番階級分析，打上階級的標籤。“基本價值”中有些內容是可以為各個階級接受的，有一些則會發生歧見。解決這些歧見只應是階級間的逐漸磨合，從觀點上的磨合到階級形態的磨合，從而使“基本價值”的每一內容都逐漸取得共同的詮釋。但是共產黨不這樣認為。在他們看來，只有無產階級(其實是共產黨)的觀念才有正確可言。為了使這正確的觀念主導社會，只能“打倒”、“推翻”、“消滅”資產階級的統治及至資產階級的本身。共產黨也曾向人們描繪過他們心目中的美好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宣稱只要人民群眾願意在他們的領導下去英勇犧牲堅決奮鬥，這人間的伊甸園一定可以變成現實。對此，從1917年10月至今的現實已給全人類作了清晰的問答。他們的伊甸園是什麼貨色﹖個性壓抑，空氣沉悶，消費品匱之乃至飢饉連綿。在遠東某個共產黨國家裡，近期還表現為經濟畸形繁榮、貧富兩極分化、貪污受賄氾濫，道德品質淪表。這還有什麼“自由、公正、團體相助”可言﹖如果說這些詞帶有資產階級色彩，那麼該用什麼詞來概括這些腐爛的社會景況呢﹖該不是稱之為無產階級─共產黨文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