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民主社會主義的改革舉措─政府干預
既然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政策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績，不值得效仿，而民主社會主義出於對民主政治的認同，在理論上和實凵嫌侄疾豢赡茉倩剡^頭去按列寧主義的做法─用所謂革命暴力剝奪資產階級的公民權並沒收其生產資料。那麼，它只得另闢蹊經了。
此外，尚若只從經濟層面上去考量，民主社會主義既承認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所帶來的效率和活力，可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又洞悉到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在分配領域裡的延伸必須會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公乃至兩極分化，並且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還會引起週期性的經濟衰退，破壞社會生產力。那麼，如何利用發揮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長處，避免、減低、消除其弊病，就是擺在民主社會主義面前的一個嚴肅的課題。如果對這個課題不能予以較好的回答，那民主社會主義所嚮往的具有“自由、公正、團結相助”基本價值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會成為海市蜃樓。
英國是率先實現工業革命的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也最先在那裡得以確立和發展，與此相伴隨，英國也產生了最具權威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及其學說。這就十八世紀後期的亞當.斯密及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法國的經濟學家薩伊隔著英吉利海峽與亞當.斯密遙相呼應。他於十九世紀初推出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也匯入了這個理論體系之中。這個理論體系完全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它認為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前提條件下，會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把社會經濟安排得有利於其發展的秩序。這隻“手”，就是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它指出：“私人追求利潤是決定資本利用的唯一動機。”資產者，企業主為了追求利潤會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他們會為此去減低生產成本，節省原材料，會從事技術改革、更新設備以提高生產率﹔會窺伺調查市場動態、社會需求以決定其生產品種及其數量。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供給可以創造需求，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因此，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最美妙完善的經濟制度，政府不應對其作任何干涉。
顯然，這種經濟理論完全忽視了在冷酷無情的市場機制下勞工階級所處的經濟奴隸般的地位。然而，當勞工階級還處於社會弱勢群體，處於政治上缺乏代言人的無權地位時，他們的疾苦是不會被上流社會所關注的。被關注的只自由市場經濟帶來的生產發展，經濟繁榮。這些發展和繁榮主要則體現在資產階級豪華的生活上，當然有時也會惠及勞工階級和社會公共事業。只有當市場經濟的弊端經過天長日久的積累終於釀成了幾近世界末日般的總爆發時，人們才從市場經濟圖騰中清醒過來。這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席捲世界的經濟衰退，而在這之前，市場經濟的幾次“失火”都被忽略，和輕描淡寫地遮掩過去了。
約翰．凱恩斯在此之前的研究都不被重視。而三十年代大蕭條終究把凱恩斯主義推上救世主的地位。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對當時處主導地位經濟理論發起了初步的挑戰。標誌著凱恩斯主義形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於1936年，那時大蕭條已走出低谷。凱恩斯主義的誕生固然於凱恩斯本人的不懈探索分不開，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成功實踐則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凱恩斯與羅斯福多次會見通信。可以說羅斯福的“新政”是促使凱恩斯主義完整化、系統化的動力。此後，凱恩斯主義風靡歐洲社會達數十年之久。儘管大資產階級保守派人士總想重振自由放任主義的雄風，儘管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新自由主義、結構凱恩斯主義相繼出爐，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精神依然屹立不倒。這就是國家(政府)干預。
國家干預的必要性基於一個明白無誤的事實﹕單靠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已不能有效地維持社會生產、經濟的正常運轉和發展。技術的躍進、分工的細密、經濟規模的擴大、層面的不斷複雜，令私人企業的個別決策已難以適應這一切，因而必定帶有盲目性。只有用政府干預這隻“有形”的手來輔助市場機制這隻“無形”的手，才能使社會免遭重大經濟衰退的襲擊。有位經濟學家作了個形象的比喻﹕政府干預猶如一位“明智的父親”，市場經濟猶如一個“頑皮的孩子。”這位父親對孩子適度的約束是有益的。
然而，還是會有人提出這樣的質疑﹕在信息高度發達的今天，在經過自由競爭和兼併，壟斷經濟日益普遍的當代，企業自己就有能力解決盲目性的問題，而不必求助於國家干預。其實這種看法是偏頗的。因為﹕1.中、小企業依然大量存在。2.壟斷性的大企業也未必能對經濟全局有透徹的了解。因為在信息時代裡經濟保密依然是許多企業的原則。3.私人壟斷企業有壟斷社會經濟某個部份之嫌，而這正是政府干預要予以對付的。
國家干預可以從政策法令上入手也可以從經濟措施上入手，或可稱之為政治手段和經濟手段。前者最典型的表現出現在羅斯福新政中。如1933年3月6日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停業“休假”三天，以禁止儲戶擠兌。接著於3月9日頒佈“緊急銀行法”通過該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大量面臨倒閉的銀行得以喘息過來。從而挽救了幾乎崩潰的金融信貸體系。又如，1935年7月羅斯福政府頒佈“華格納法案”(即“國家勞工關係法”)規定工人有權與僱主簽訂集體議價合同。地方當局和僱主不得阻止工人罷工或干涉工人內部事務。1938年又頒佈“公平勞動標準法”，規定最低工資數額和最高勞動時數。
當然，政府干預的主要體現還是經濟手段。經濟手段還可分成直接干預和間接干預。不過有些措施其實介乎於直接和間接之間。經濟手段的干預範疇可以是生產環節，也可以是分配環節。
英國工黨的國有化措施是典型的以經濟手段作直接干預。儘管它做得不很成功，但並不證明國有化完全不可行。對於那些公眾服務性很強，不以贏利為主要目標的事業項目如郵政、供水等實行國有化是有必要的。此外，政府向私人企業投資貸款、控股，和控制價格都可算直接干預，而指導企業更新技術設備，提供經濟信息等則是不太直接的干預。至於以調整稅率和銀行利率來實施調控就屬於間接干預了。
自由放任主義的“薩伊定律”說﹕供給會創造相應的需要，總供給必定等於總需求。但一次又一次的經濟衰退，尤其是三十年代大蕭條否定了這個定律。所謂“生產過剩”，並不真的是物質財富多得用不完，而是城鄉居民中缺乏足夠的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從而造成商品積壓，流通阻滯，資金不能回籠，以至生產停頓，工人失業繼而引發更嚴重的總需求下降。這些是國家干預首先要對付的情況。
為了使社會需求與供給取得相對平衡，在經濟衰退出現跡象的時候，政府就應該立即做出相應干預，以控制經濟走勢。譬如，降低銀行存款利率，以鼓勵投資和消費。擴大財政開支，舉辦公共事業，實行“赤字預算”，增加就業。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增大社會需求，不至發生嚴重的生產過剩。在這方面，羅斯福的新政也是做得很成功的。他撥出相當數量的政府撥款，僱用大量失業工人和青年進行修路、植樹、土壤保護等工作。其中最著名的項目是田納西河流域工程和南起德克薩斯州，北至加拿大的防護林帶。政府僱佣的人最多時曾達700萬。每人月薪30元。既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失業現象，穩定社會秩序，又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並且工程所帶來的益處，於國計民生的深遠影響不可估量。而這一切只有政府才可以去辦到。任何資本家，即使是壟斷資本家也是無能為力的。
在平常時期，政府也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財政收入來創辦一些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增進社會公益、擴大就業為目標的事業項目。譬如老人家庭護理即為典型例子。歐美許多國家都由政府出資，僱佣相當數量的家庭護理員上門專職照料因老邁或病患而行動不便的老年人。(因嚴重殘疾生活不能自裡的非老年人也可申請此項護理)這明顯是國家干預的經濟手段深入到國民收入的再分配環節中。國家創辦了這種職業，既使老人得到照料，體現了社會的關懷和溫馨又擴大了就業，增加了社會消費需求，刺激消費品生產的發展。只有政府，而且是關心民眾生活的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任何資本家都不會有這份心思。因為“私人追求利潤是資本利用的唯一動機”。不賺錢的事，資本家才不做。
政府創辦這類公共事業是需要貨幣支撐的。貨幣的來源之一就是稅收。於是國家干預又深入到國民收入分配環節的另一個側面中。由大資產階級主導的政府大多採取輕賦稅政策，以使資產者有更多的利潤留成用於投資。其實這骨子裡也是想讓大資產者有更多的錢財用於奢華的生活。而代表社會中、下階層利益的政府(社會民主黨政府為其代表)則大多採取高稅率的累進稅制，以向高收入者征收更多的稅收用於舉辦公益事業。在這方面，並非社會民主黨人的羅斯福甚至做得更激烈。1934年對年收入超過100萬者，征收稅率達59%的個人所得稅。1935年稅率提高為75%並還開征遺產稅和財產移贈稅。
在經濟高漲時期，政府亦不應袖手旁觀，同樣要以積極態度介入。當然手法會有不同。譬如此時就應提高銀行利率，鼓勵儲蓄，抑制投資。同時密切注意經濟走勢，防止一哄而起，重複投資，向經濟組織提供綜合信息，引導經濟有的放矢地正常運行。
就像市場不是萬能一樣，政府干預也並非萬能。亞當．斯密和馬歇爾把自由放任主義下的市場機制描繪成可以自行調節經濟的美妙機器，固然屬於妄言，但市場機制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活力是不可低估的。同樣，國家干預固然在促進社會經濟正常發展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對其負面因素也不能掉以輕心。換言之，國家干預必然適度。否則“明智的父親”就會變成專橫顢頇的父親,對“孩子”溫和有益的約束也就變成了嚴酷無益的壓制，會嚴重影響了“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長。
如果說三十年代大蕭條說明了市場經濟絕對美妙論的謬誤﹔而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又終於宣告蘇式計劃經濟─國家全面干預的破產。那麼剩下的就只能是把市場機制和國家干預最適當地結合起來，取其兩者之長的造福於社會。然而這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歐洲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戰後幾十年來都對此作了不懈的探索，各自都有所心得，經驗和見解。
在意識形態上與馬克思主義最少親緣關係的英國工黨有著最強烈的生產資料公有化情結。國有化是它進行國家干預的重要手段，而且非但如此，英國工黨的國有化還伴著蘇聯計劃經濟的味道。那就是政府的各國有化公司可對其屬下企業下達原則性指令，議會有權審核各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年度報告和撥款申請。國有化工業公司的建立、撤銷、改組的批准權在議會。內閣財政大臣通過政府的財政預算來安排對國有化企業的投資額等等。英國工黨的國有化和計劃化在短期收到了效果。戰後，英國經濟恢復很快。失業率低，社會保障系統迅速健全。到1950年國民經濟增長率已達4%，其國民生產總值在歐美世界中居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英國工黨這種較為深度的國家干預的負面影響就逐漸表現出來了。國家為了培植一批國有企業花了大量資金，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明顯偏低。國家預算中財政支出龐大，幾佔國民收入40%。負擔十分沉重，這都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率下降，保守黨對此大加抨擊，藉此爭取選票重新上台。1951年至1964年保守黨執政期間把鋼鐵、公路貨運重新私有化，其他國有化企業尚予以維持，至1979年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內閣執政後，大力推行國有企業私營化。至九十年代初，國有企業已所剩無幾。
在野的英國工黨並不認同撒切爾夫人內閣的所作所為。因為儘管在保守黨內閣的治理下，經濟增長率時有佳績，但民眾卻為此付出代價。不過，英國工黨還是檢討了自己過往的國有化政策，認識到國家干預必須勿使市場自主性喪失，否則會不利於經濟增長。正如英國工黨新一代的理論家阿歷克諾夫所說：“沒有市場機制，設想一個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但就整體而言，無論是宏觀平衡，還是微觀效率，都不能依賴自由放任。”197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生產資料公有制不再列於黨的頭號奮鬥目標。
德國社會民主黨奉行的是社會市場經濟。這當然不同於自由市場經濟。即其中也實行了國家干預，但這個干預的程度與英國黨的有相當差別。簡言之，就是干預程度淺和干預的切入口不同。
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並非由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創立。它是阿登納政府裡的經濟事務官員艾哈德吸取了戰後新自由主義理論，加以融匯貫通，並針對德國的現實情況所創立的經濟理論。這個理論的核心是“競爭加秩序”。首先它充分肯定了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所帶來的巨大動力和效率，同時又認識到自由競爭會造成混亂和壟斷，到頭來也損害了競爭。故此必須建立一種社會秩序，使競爭沿著正確的軌道行駛。而國家就負有建立這種秩序的責任。換言之，在社會市場經濟理論中的國家干預不是忙與創辦國有企業，或向私人企業投資參股之類，而是建立一些競爭規則並擔任競爭的秩序維護者或裁判員，而不必直接參與競賽。
戰後初期重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並未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理念。他們仍沿襲著第二國際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既定思維─主張某一程度的計劃化和國有化。1949年8月，德國西占區兩大黨在選舉中對決。基督教民主聯盟得票31%，社會民主黨29.2%，自由民主黨11.9%，其餘為小黨所得。基督教民主聯盟遂與自民黨等聯合執政。基民盟獲勝的原因很多，如得佔領當局的支持。而有一樣不可忽視的是，艾哈德的經濟舉措已在前階段中取得顯著成效。此時他身居阿登納營壘中，為此營壘加了分。從此基民盟開始了它長達20年的連續執政。
艾哈德主導的社會市場經濟參與創造了德國奇跡。在戰爭的廢墟上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結舌的輝煌成就。1952－1965年工業年平均增長率為7.9%，居歐美國家之冠。1952－1959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1%，亦為歐美國家之最低。1965年黃金儲備額僅低於金元王國─美國。其後儘管在六、七十年代發生了幾次經濟危機，但從1950年－1981年這三十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仍有5.2%。
1969年9月，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黨的領袖勃蘭特任總理，組閣執掌政權。經過《哥德斯堡綱領》總結過去，展望未來的德國社民黨人全盤接受了艾哈德社會市場經濟的理論。他們宣稱：“社會民主黨讚同真正存在著競爭的自由市場。”並聲明他們將會“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礙建立一種公正的社會制度。”那麼，怎樣去使競爭真正自由地進行，並符合社會公正呢，社會市場經濟的信奉者們訂了這樣的一些法律、法規。如“反對不正當競爭法”、 “限制折扣法”、“關於附加贈送物品條例”、“專利法”等。在諸法之中最為重要的是“卡特爾法”，又稱“反對限制競爭法”。
“卡特爾法”禁止兩家以上的大企業通過合同或協議在價格上、經營上統一行動來壟斷市場。禁止企業之間為壟斷市場進行合併。凡是企業間搭成的協議會從負面影響市場的生產和流通，將被宣佈無效並予以罰款，等等。
“卡特爾法”的施行由卡特爾局承擔。卡特爾的工作人員不得在任何企業的董事會或理事會任職﹔不得擁有任何企業的股票，以保持卡特爾局執法的公正。
這些法律、法規的訂立和實施，明確地體現著國家干預這隻“有形的手”。而這隻“手”明顯主要從行政管理上切入。至於數量有限的國有企業則說明了國家干預在經濟領域內作淺層干預。
相對於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二戰之後法國社會黨的執政之途真是充滿了艱難。這一方面是因為法國有著相對強大的專制勢力傳統。歷史上有過波旁王朝的復闢，有過兩次拿破侖帝國，有過7月王朝。二十世紀五、六十年戴高樂的大權獨攬在某種意義上是昔日專制傳統的某一程度的再現。這個保守勢力從右端打擊著法國社會黨。另外一方面，法國又有著激烈的革命傳統。標誌之一是法國共產黨─1920年底以多數派從法國社會黨分裂出來的法國共產黨有著很大的勢力。戰後初期，它已成為議會中第一大黨。而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的社會基礎與選票在相當程度上是重疊的。故此法國共產黨是從左的一端限制了法國社會黨的政治空間。
為了與強大的右翼保守勢力抗衡，法國社會黨與法國共產黨多次建立了左翼聯盟，但由於東西方“冷戰”等原因不但宣告瓦解。甚至還互相攻擊為“莫斯科的代理人”和“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後來，隨著“冷戰”的緩和，和互鬥中的兩黨均在選舉中遭到失敗的教訓，遂又開始了聯合的艱難探索。
法國社會黨新一代的領導人密特朗深知要在法國結束右派掌權的局面，左翼必須聯合，而若要實現社會黨主導政權的雄心，“社會黨首先就得成為左翼的多數派。”他說要設法使共產黨的500萬選民中的300萬轉而投入社會黨的旗下。1978年3月議會選舉，社會黨得22.5%的選票，共產黨得20.5%。1981年4月總統選舉，密特朗得票25.8%，法共候選人馬歇得票15.34%。馬歇，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倡導者之一，在這關鍵時刻宣佈無條件支持密特朗，號召他的選民在第二輪投票中轉投密特朗，於是密特朗以52.24%的優勢勝出，當選法國總統。從此開始了法國社會黨執掌政權的局面。多年的奮鬥，理想終成現實，欣喜感奮之餘密特朗驅車到巴黎先賢祠向饒勒斯的紀念碑獻上一束玫瑰花，告慰這位法國社會黨的創始人﹔人道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在天之靈。
法國社會黨執政以後也立即展開了國有化、計劃化的步伐。當然，法國的國有化並不始於此時，而是在戴高樂時代，甚至在戰後聯合內閣時期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勃魯姆內閣時期就開始了。社會黨政府把它繼續擴大。然而法國社會黨的國有化，計劃化卻與英國工黨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最顯著的表現是法國的國有企業在管理上是獨立的，完全按照市場機制來進行它的營運，不像英國的國有企業處處要接受工業公司的指揮乃至議會的裁決。國有企業向私人股東開放資本，吸收投資以加強自身的經濟勢力。國家也購買私人企業的股票，以防止壟斷，尤其是國際財團的壟斷。這正如密特朗所說：“對壟斷或趨於壟斷的企業施行國有化，使之與國家結合，使個人不擁有高於民族利益的控制市場經濟的、因而也是政治的權利，這都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法國社會黨人並不反對私有制。密特朗說：“社會主義應該允許法國有一種混合經濟體制存在。”“一個廣泛的私有部門將繼續自由活動和發展。”可見法國社會黨人了解私人企業的作用、市場機制的活力。他們所倡導的計劃化是認為“企業應該考慮其社會目的，而不要為自己的利益去犧牲社會利益”並不是要把企業的經營活動全面納入一個嚴格的計劃中。故此，社會黨的計劃化只是向企業提供經濟指南和綜合信息，是適用於企業作中長期發展規劃的參考，而近期的營運則按市場經濟的導向。可見在法國社會黨的觀念裡國家干預並不取代市場經濟，計劃也只是作為市場的補充。
然而也正由於民主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法國社會黨並不鐵定掌權。一旦保守勢力重新執政，私有化的逆向運作又有發生。生產效率與失業率同時攀升。行政權力的中斷導致經濟實驗中斷。國家干預究竟怎樣才恰到好處這需要經過長期不間斷的摸索、探究和總結。時時的中斷對此是十分不利的。但既服膺民主政治，也就別無選擇。不過保守勢力利用國有化、計劃化中的某些失誤極力攻擊國家干預，把它說得一無是處是十分不光明正大的。與此相對的是，從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理念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再排斥生產資料私有制，而只主張以國家干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則顯示了他們對社會負有責任感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