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歐洲共產主義”的來源與去蹤
歐洲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以來一些西歐國家的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所進行的反思和重建，這些反思和重建當然也體現在他們的社會實壑小?p> 1968年4月，正是春光明媚的日子，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舉行中央全會。全會通過了旨在從政治上、經濟上進行全面改革的《行動綱領》。會議結束後，改革宣言即被著手付諸現實。這一宣言和行動令全世界極為驚訝並被民主社會譽為“布拉格之春”。然而世界也沒有料到蘇聯竟於1968年盛夏8月用坦克闖入捷克全境鎮壓了“布拉格之春”。真是好戲連臺，一波又一波。世界同樣又沒有料到，就在蘇式坦克的轟鳴聲還沒有消失之時，17個國家的共產黨（中西歐14個，再加日本、澳大利亞、墨西哥）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蘇聯出兵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內政，並聲明支持“布拉格之春”的改革。
多少年來，自共產國際成立以後，蘇共一直是這個國際的頭領。雖然共產國際已於1943年6月解散，六十年代又發生蘇中兩黨的互罵，蘇共的威儀已有削弱，但總還在共產黨體系中佔有相當的實力地位。像這樣十幾個國家的共產黨聯合起來公開譴責它，畢竟是頭一次，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一譴責行動並非無源之冰、無本之木。其實中西歐一些國家早就對俄國道路、蘇聯模式不以為然了。而1968年的這個“聯合聲明”，正是“歐洲共產主義”初步形成的標誌。
了解“歐洲共產主義”的形成、內容、發展趨勢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去洞悉社會民主主義的潛質和實力，從而有助於建立百流歸川－社會民主主義大川的堅定信念。“歐洲共產主義”以意大利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法國共產黨為主力。而最先知先覺並具有組織實力和理論實力者當推意大利共產黨。
意大利共產黨於1921年初由葛蘭西、陶裡亞蒂等人率領從意大利社會黨裡分裂出來而成。然而它還來不及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就被另一個也是從社會黨裡出走的墨索里尼所煽起的法西斯狂潮所壓制。與德國情況相似，意大利社會黨若不分裂並且堅決抗爭的話，意大利法西斯組織未必能得逞。因為在1919年底的議會選舉中，意大利社會黨獲156席，法西斯組織一個也沒選上，包括墨索里尼本人。但僅僅三年後，墨索里尼就獲取了意大利全部政權。
墨索里尼來得快去得也快。1943年7月失勢，10月意大利反過來對德宣戰。意大利各派反德民眾武裝迅速崛起達四十萬之眾，其中十幾萬為意共所領導。
與德國情況不同的是，意共和意社雖然分裂但未兵戎相見，而且在反法西斯的共同鬥爭中又聯合起來。1934年，意共與意社就簽定了反法西斯統一行動的協定。1941年，意共與天主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在都靈成立了民族陣線委員會，後發展為全國性的民族委員會。二戰結束後，蘇聯由於自身力量所限和雅爾塔會議的承諾，沒有把它的勢力伸進亞平寧半島。內部和外部因素的迭加，使意大利沒有走上東歐諸國的道路。換言之，意共被納入了民主體制的格局。
1946年意大利舉行全民投票，成立共和國，基督教民主黨得票率35％﹔社會黨21％﹔意共19％。三黨組成以基督教民主黨為主的聯合政府。雖然於次年，意共和意社退出了政府，但意共所走的非暴力革命道路則就此定型。而在這個過程中，意共領導人陶裡亞蒂甚有建樹。
早在1945年意共的“五大”上，陶裡亞蒂就提出了“結構改革”的思想，並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做了系統闡述。“結構改革”就是在現有的政治秩序下，不訴諸武裝鬥爭，而是以工人階級為骨幹力量，團結其它階級的進步力量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性質的改革。陶裡亞蒂在高度評價蘇聯十月革命之後，話鋒一轉說西方各國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方式途徑，應考慮到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不可原封不動的照搬蘇聯的經驗。其實早在1944年，陶裡亞蒂就在一次意共的會議上表示“今天意大利工人所面臨的問題，不是幹俄國人幹過的事情。”
“結構改革”在政治層面是通過議會講壇上的鬥爭和社會上群眾的非暴力鬥爭相結合，一方面逐步改變議會中階級力量的對比，一方面在社會上鞏固地建立工人階級和社會進步力量的聯合，孤立和打擊最反動的階級派別，這樣，就可以預期有一天國家政權會成功地掌握在工人階級及其同盟者手中。
“結構改革”在經濟層面上集中力量打擊最反動、妄圖控制國計民生的壟斷資本主義勢力。途徑是對大壟斷企業實現國有化，並以國家干預的力量，通過價格稅收等經濟杠杆去限制和粉碎壟斷資本的實力。在農村則改變土地過分集中的情況，實行土地改革，做到耕者有其田。顯然，政治改革是經濟改革的前提和基礎。
在1962年的意共十大上，陶裡亞蒂明確表示“我們的任務是保衛民主體制，還要發展民主，並使民主體制具有符合今天條件的經濟和社會內容。”可見陶裡亞蒂已認同了當時社會的民主性質，意共所要做的保衛它，發展它。
陶裡亞蒂的“結構改革”論能夠正式破土而出，在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赫魯曉夫。因為在赫魯曉夫那囿於歷史局限性的有限改革中，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作的積極貢獻就是承認實現社會主義的道路具有多樣性。西方各國共產黨在實踐中不必完全仿效蘇共的做法，而可以採用議會鬥爭、和平過渡的方式。這使陶裡亞蒂早在四十年代就萌生的結構改革觀點能夠正式以黨的指導思想出現免除了最根本的阻力。
然而那個盤据在遠東大國的共產黨卻對陶裡亞蒂的改革大動肝火。在以“九評”聲色俱厲的斥責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同時，對意共以“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為題的長篇文章進行猛烈抨擊。當然，這樣絲毫不會改變意共來自多年社會實踐和理念上經過深思熟慮的選擇，而徒然暴露它自己思想僵化乃至反動的本質。這實在像人家在做一件正當的事情，一只瘋狗站在旁邊狂吠。
陶里亞蒂於1964年逝世，比他年輕29歲貝林格成為意共總書記後，繼續把他的思想向前推進。貝林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所作的傑出貢獻有以下幾方面﹕
1、1976年6月，歐洲29個共產黨、工人黨在柏林開會。通過了《爭取歐洲和平安全合作和社會進步》的決議。這個會議標誌著“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正式形成。貝林格是這個會議的主要促成者並在會議上作了重要的講話。貝林格說：“肯定個人和集體自由的價值並予以保障政黨和政府多數輪流執政的可能性﹔肯定並保障工會自主、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文化、藝術、科學自由。在經濟方面，經過民主規劃化保證生產的高度發展。這種規劃要利用公私企業的首創精神和管理形式的存在和積極作用，而公私企業都應當以滿足人們和國家的巨大需要為目標。”就這段話而言，已經看不出它與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有什麼不同。如果不預先講明，人們很可能會以為這出自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或其它任何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人士之口。
2、提出了“第三階段”和“第三條道路”的理論。1979年意共“十五大”上，貝林格首次提出了這個理論，其後在1982年1月的意共中央全會上作了“爭取社會主義的第三階段”的報告，並在此後多次會議和集會上論及。
貝林格認為，從19世紀末歐洲各國廣泛建立社會民主黨到一次大戰之初大多數黨都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為止，是工人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第一階段。從蘇俄十月革命到1981年波蘭事件為第二階段。此後西歐工人運動就進入了“第三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西歐各國共產黨應該根據本國的現實情況，開闢現實社會主義的新的道路─“第三條道路”。
“第三條道路”本來是歐洲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提法，意指歐洲社會民主黨人要走不同於蘇聯集權社會主義也不同於典型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此時歐洲共產主義所標榜的第三條道路則是介於蘇聯模式和社會民主黨模式之間的道路。其實應該算是“第四條道路”了。
貝林格尖銳地批評了蘇聯和東歐諸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中所存在的僵化、教條、官僚主義等各種弊端，認為蘇聯模式不適合西歐各國的社會傳統和民眾的取向，它只是俄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不具普遍意義。貝林格說，“現在事實已經最終表明1917年在俄國所走過的道路對於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方，在今天西方進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產生的政體不可搬到西方，而且東方某些國家中的這些政體今天正在經歷一場危機。”
對於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貝林格也持批評態度。理由是社會民主黨的種種社會改良都沒有真正觸及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沒有實現對資本主義政權的徹底政革，因而也就具有了本質上的缺陷。
3、提出了“新國際主義”的說法。在意共“十五大”上，貝林格指出：“我們很久以來就主張，新國際主義應當以承認各國共產黨和各種革命進步力量的差異並完全尊重它們的自主為基礎。”在1982年1月中央全會上，貝林格更有所指地說：“對我們來說，領導黨、領導國早就真正結束了。”意共認為，從前的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經過共產國際和蘇共的解釋已變成維護蘇聯和蘇共權威的工具，成為蘇共控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工具，因此應該予以拋棄。而新國際主義各國“共產黨對世界各地一切為和平、社會進步、民主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人和運動都給予同樣的聲援。”繼貝林格於1984年去世後任總書記的納塔說，“各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應建立和保持在完全自主、完全平等、尊重各自立場、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基礎上。”
“第三條道路”和“新國際主義”的提法令當時的蘇共極為惱怒，但時代不同，蘇共再也無力禁止國際共運中新思潮的不斷萌生，更遑論以“教規”予以制裁了。
比利牛斯半島上西班牙可以說是地處歐洲邊陲。自從十六世紀末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海軍徹底擊敗後，西班牙在歐洲諸事務所中就一直處於與其相對廣闊的國土不相稱的次要地位，以致許多有關歐洲變故的著述都對它予以忽略。然而談到歐洲共產主義，西班牙卻是絕對不能忽略的，因為西班牙共產黨對此做了顯著的貢獻。
1968年蘇聯出兵鎮壓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時，西班牙共產黨十分迅速地作出反應，直截了當地、尖銳地抨擊蘇聯無理干涉一個主權國家內政的專橫行為。對於一個尚處於非法地位的政黨能有如此的觀點和魄力，這不能不使世人對它刮目相看。
西班牙共產黨的獨立見解由來已久。早在六十年代，西班牙還處於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西共在其“六大”上就提出了“不用內戰，不用流血的暴力，在民主的範圍內進行階級鬥爭”的路線，的確具有走出昔日的悲情，面對二十幾年來變化了的現實及時調整自己思維的能力。1975年佛朗哥去世，西班牙的社會生態立即發生巨大變化。1976年西共總書記卡里略回國，並與意共、法共領導人多次會晤，商議倡導“歐洲共產主義”。在召開1976年東柏林會議以後，1977年卡里略撰寫出版的《歐洲共產主義與國家》一書，被譽為歐洲共產主義的行動綱領。由於是嚴謹的著述，就比貝林格的報告，講話更有系統和條理，然而就其內容而言則十分相似。大致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方面﹕（1）和平過渡建成社會主義。卡里略認為，社會主義力量可以通過普選首先進入政府，然後執政。而且如果通過定期向選民征求意見能夠保持人民的信任，就可以繼續維持在社會上的統治地位。（2）摒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認為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已完全不適合當今社會現實。而且由於二十世紀曾出現的法西斯專政和其它另具特點的集權專政的蔽病（這裡暗指蘇聯和其它亞洲的共產黨國家一筆者）使專政這個詞十分令人憎惡。（3）否認列寧主義關於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工具”的理論。卡理略提出“要拋棄國家機器屬於黨的想法，即拋棄黨的機器控制國家機器的想法，我們要建立一種國家機器，它每時每刻都忠實地服務於人民選出的人，而不應被操縱來違背人民的意志。”（4）反對蘇聯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因為這個主義已被蘇聯用來干涉別國、別黨的內政和內部事務。卡理略認為所有的黨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間的關係應建立在各自獨立、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基礎上。
1978年4月，西共召開“九大”，所通過的新黨章已刪去列寧主義。1979年西班牙大選，西共取得很大成績，成為西班牙第三大黨。
在談到西共時，實在很難不涉及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因為這個黨很具特色。它成立於1875年，是第二國際裡的老資格黨，一戰以後它加入伯爾尼國際，後轉入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然而，它的觀點十分激進。直到1979年之前該黨黨綱上還載明它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經過激辯，才在該年9月的特別代表大會上取消。這在整個歐洲社會民主黨系列中是僅見的。1982年十月西班牙大選，該黨獲一千萬張選票，據眾議院350席中的202席，以絕對多數上臺執政。西共成立於1920年4月。6月，西班牙工人社會黨發生分裂，一部分加入西共。沿著歷史線索去考察，可知當年發生的那一幕帶有明顯的人為痕跡。
法國共產黨是西歐僅次於意共的大黨。黨員人數曾達百萬。（意共最多時達180萬）在1946年的大選中得選票500多萬，為第一大黨。但法共自從在1920年底由加香等人率領從社會黨裡分裂出來自建組織後，一直與蘇共關係密切，在意識形態上受到蘇共影響至深，這引起許多黨員和民眾的不滿，從負面極大影響了它的政治空間。黨員人數逐年降至30萬以下。一個最典型的事例是，在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時，法共非但沒有像西共那樣旗幟鮮明地批評蘇共，反而為蘇共效力。法共總書記羅歇在莫斯科和布拉格之間奔走，為蘇共說項，向捷共施加壓力，要它就範。
法共完全出出蘇共的陰影，歸於歐洲共產主義的旗下，是在1972年馬歇擔任總書記前後。多年以後，馬歇曾相當沉重地說“在二十年的時間裡，我們或多或少地當了不符合我們國家和我們時代特點的社會主義模式的俘虜。”
1973年，馬歇發表了他的著述“民主的挑戰”，首次正面認同了多黨制的社會主義模式。1976年的法共二十二大是法共歷史上相當重要的會議。馬歇在會議上作了“法國的社會主義”的報告。報告中直言不諱地批評了蘇聯社會中的許多弊端，明確表示要摒棄無產階級專政。從而使法共在走出蘇共陰影中，更帶有反戈一擊的味道。這導致在1979的二十三大上從黨綱中刪除“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
1982年，法共舉行二十四大，馬歇作了題為“建設法國色彩的社會主義”的報告。使法共的歐洲共產主義理論系統化、清晰化了。馬歇的“法國社會主義”理論與貝林格、卡理略有許多相同相似之處，但也有一些獨有的提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著重談到民族傳統。馬歇告訴人們，其實法共前任總書記多列士早在1963年就在黨內表示過﹕把一黨制作為社會主義的一個條件是不符合法國的傳統、政治習慣和社會現狀的。十幾年後的當今，馬歇則在黨的全會上向全世界聲明：“基於法國人酷愛自由這個傳統特點，法共決定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
（2）強調公正。馬歇認為公正是當代的頭號要求。公正的內容應涵蓋﹕充分就業、擇業自由、收入平衡、以及在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對待。
（3）重舉自由、博愛、和平的旗幟。馬歇說﹕這些正是人們聯合起來進行奮鬥的目標。他並宣稱：“我們要建立的新世界正是人權的世界。”
（4）明確引入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提法。本來這個提法是社會民主黨在當代的理念詮釋。馬歇沒有避嫌。他在報告中反復闡述民主既是社會主義的目的，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像《法蘭克福聲明》那樣把民主細分成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社會民主。他明確說：“我的報告聲明﹕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道路完全是我們的道路。因而我們將始終不渝地堅持這一探索。”
在意、西、法這三個主要的在野共產黨已取得共識的基礎上，1977年3月，三黨導人在馬德里會談，並發表了聯合聲明。聲明系統地綜合概括了三黨在各自的會議上和其領導人的報告、著述中所闡述的觀點理念。向全世界鄭重聲明推出了這一醞釀已久，對昔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全面離經叛道的理論。因此這個聲明在世界上引起了高度重視和興趣，並譽為“歐洲共產主義宣言”。至八十年代中期，全世界奉行歐共產主義路線的共產黨有18個，黨員330萬，約佔非“極權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員的75%。其影響力相當可觀。
至此，有必要進一步梳理清楚的是歐洲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一民主社會主義到底有哪些異同。以及這些異同將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和發展趨勢。相同點有﹕
（1）歐洲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都主張用非暴力的形式和途徑來建成社會主義。
（2）都把社會主義與公正自由平等人權聯系起來。
（3）都對蘇聯模式予以批評。
（4）對西歐國家現行的民主體制予以認同。
（5）都主張混合經濟體制，即部分國有化，部分私有制。
應予指出的是，正如民主社會主義各黨的理念和實踐並不完全劃一那樣，歐洲共產主義各黨也有類似的情況。如對蘇聯的批評、法共不如西共、意共激烈，但法共對其理念的表述更加接近民主社會主義。
歐洲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差別有以下幾個方面﹕
（1）社會民主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持多元論。在其經典文獻《法蘭克福聲明》中明確稱民主社會主義在思想理念上“根植於基督教倫理學、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至於對馬克思主義，則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就其不同的歷史因素和現實構成等原因有不同的對待。大多數的黨對馬克思主義只字不提，與馬克思主義淵源較深的德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仍給予馬克思主義於多元中的一席之地。如1989的德國社民黨《柏林綱領》載明。”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淵源來自於基督教、人道主義哲學、啟蒙運動思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和社會學說，以及工人運動的經驗。”馬克思主義系五元中之一元。
歐洲共產主義各黨仍尊奉馬克思主義。起碼尚無明顯的多元化傾向。
（2）社會民主主義對列寧主義、無產階級專政、蘇聯和其它共產黨政權常持激烈的抨擊勢態。而歐洲共產主義的批評鋒芒主要指向斯大林主義。對列寧主義起先還有所維護，爾後避而不談。對無產級專政只予以摒棄而不“追打”。對蘇聯等的批評也不似那等激烈。
（3）民主社會主義各黨在歷史上曾都自定位於工人階級的黨。但在二戰以後，都陸續轉定位於全民的黨。其中先知先覺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在二戰前已作了這個轉變。而今歐洲共產主義各黨仍定位於工人階級的黨。如1982年馬歇還宣稱“共產黨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一切被剝削者、被壓迫者的黨。”
（4）民主社會主義黨的社會實踐基本是圍繞著議會競選組閣展開，而共產黨還主張除此之外的群眾運動，如罷工、集會遊行等。
（5）民主社會主義聲明它並不宣佈任何終極目標，它認為，“民主社會主義是社會經濟民主化和社會公正日益增加的持續過程。”而歐洲共產主義仍然向人們描繪共產主義的美好圖景。
從以上這些異同來看，可知，歐洲共產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並無質的不同。換言之，它們兩者在最根本的義項上基本一致。那就膺服西歐各國現行以多黨競選、議會制、三權分立、徹底普選權體現的民主政治，並用非暴力手段來改革社會中尚存有的缺陷和弊端。其它種種差異都是非本質的，不難被流逝的時間沖刷掉。
往歷史的長河上去回溯，可以發現歐洲共產主義比民主社會主義慢了一個節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當一批激烈的社會改革者迷幻於“十月革命”的炮聲，從社會民主黨的戰鬥集體裡出走的時候，想必充滿了激情慷慨，設想將沿著布爾什維克的足跡走上一條康莊大道。而留在社會民主黨裡的兄弟們，望著他們遠去的背影充滿傷感與無奈。留下的兄弟們繼續那艱難的事業，而離去的弟兄從此陷入日益迷茫之中。瑰麗的憧憬只是海市蜃樓，而清晰的現實則是“十月革命”砲聲對蘇俄社會的扭曲和本國民眾對自己的責備唾棄。終於，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歐洲共產主義從沉沉的黑幕下甦醒過來了，并開始力圖跟上時代的步伐、歷史的潮流。可是，它身上的負擔是那樣沉重，那慢下來的一個節拍足足有半個世紀，兩代人的時間。怎樣才能禰合這一個巨大的節拍之差呢？
五、六十年代社會黨與共產黨的關係曾惡劣到極點。社會黨認為共產黨是助紂為虐者。共產黨也把社會黨罵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自從歐洲共產主義在六十年代末顯露端倪以後，社會黨改變了對共產黨的態度。西歐一些國家又出現了社會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局面。這次合作不是三、四十年代那樣在面臨法西斯狂潮的壓力或希特勒匪徒入侵的形勢下籌建民族解放陣線去救亡圖存，而是求同存异地集聚力量去嬴得“左翼聯盟”的選勝。因此這一次合作比上一次有著更多的主觀因素。
無論是基於意識形態陣地的爭奪或現實鬥爭的需要，民主社會主義都對歐洲共產主義持歡迎態度。當人們看到社會民主黨與本國共產黨又是簽定“共同行動綱領”，又是組織“左翼聯盟”時，很自然會問，這些二十年代初從社會民主黨裡分裂出來的激進派的後繼者們會不會又回到從前的大家庭中？稍加探討，就可知這種可能性不大。首先，從人事關係上和心裡上來看就有難以越逾的障礙，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都普遍建立於二十年代初，至此已有大半個世紀，其中凝結了三、四代人的辛勞、血汗和追求。這是極難抹去的。用門戶之見、團體觀念已不足以對此加以詮釋。想想出走了八十個春秋後又去談回歸，那怎麼評判這漫長歲月裡幾代人走過的足跡？那份難堪、失落乃至悽惶是誰都承受不了的。
其次，從現實上也有回歸的障礙。而且可以說共產黨還有繼續自立門戶的必要，甚至社會民主黨人也會暗中這樣認為。如前所述，歐洲共產主義諸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區別之一是它們自定位於工人階級的政黨，起碼是以工人階級為其主要構成。這甚至可以從它們領導成員的出身成分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馬歇出身礦工家庭，本人16歲就做五金工人。卡理略出身治金工人家庭，本人也是工人。而西歐各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則大多出身於非工人階級家庭。
分析當今世界的階級構成，既應看階級分界日趨模糊，階級關係走向融合，反應在政黨關係上是意識形態的淡化和實際方針政策的趨同，然而又應看到階級分野依然存在。中間有模糊地帶，而兩瑞則鮮明區別，反應在政黨關係上就有鬥爭的一面。
在資產階級中既有許多開明溫和人士，也有像里根、撒切爾夫人那樣頑固持有資產階級傳統觀點的人。同樣，在工人階級中既有許多觀點和行為模式緩和者，也有階級意識強烈者，這後者顯然願意在社會上保持一個階級構成較鮮明的黨組織，而不願意融化到標榜全民黨的社會民主黨中。從另一方面來看，對撒切爾夫人之類的資產階級頑固派不也更需要有勞工階級的強硬派予以制衡嗎﹖故此，社會民主黨未必不願意看到，社會上有一個與自己結盟但觀點激進一些的小伙伴。
然而，八十年代末的蘇聯東歐巨變給歐洲共產主義以巨大衝擊，如果說列寧主義的直接產物蘇聯和間接產物東歐諸國紛紛走上西方民主道路，蘇共、東歐諸共都改宗皈依民主社會主義，那歐洲共產主義諸黨還有什理由和必要去堅守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衰敗城垣呢﹖
又是意共，這個歐洲共產主義的先知先覺者率先實行了變革。1991年元月，意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大會決意放棄意大利共產黨的名稱和標誌，同時全黨更名為左翼民主黨。意共沒有了，但意共所代表的思想力量和社會實力依然存在。
以意大利共產黨的變遷作參照，可以預測，在今後相當的一段歷史時期內，西歐各國的共產黨依然存在。他們所奉行的歐洲共產主義在理念上會不斷地向民主社會主義趨同，其組織的名稱也會有相應改變，但作為一股社會政治力量則會在相當時間裡獨立於社會民主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