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歷史潮流豈可阻擋
1999年11月，在巴黎舉行了第二十一屆社會黨國際代表大會。來自世界各地139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代表與會，盛況空前，代表人數達一千多人。
歐洲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故鄉，而當今社會民主主義的浪潮顯然已經遍及世界。因為歐洲只有二十幾個國家，而代表團多達139個，這說明大多數代表團來自歐洲以外的地方。
當今在歐洲，15個歐盟成員國中有11個目前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它們是英、法、德、意、瑞典、荷蘭、丹麥、比利時、芬蘭、希臘、葡萄牙。在其他地方，社會民主主義也取得卓越的成績。澳大利亞、新西蘭、以色列、塞內加爾、毛里求斯、委內瑞拉、巴西等二十個非歐洲國家也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執政。有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曾經執政，但是目前暫時作為反對黨等待下一次大選卷土重來，例如挪威、西班牙。有些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雖未執政，但是對本國的政治生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擁有執政的前景，例如日本。
美國的民主黨雖然不是社會黨國際的正式成員，但其政治理念和施政綱領實質上也是社會民主主義，同屬於中間偏左的政黨。美國民主黨在1992年大選獲勝，克林頓入主白宮，正是美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擊敗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重新執政的開始，
毫無疑問，一個多世紀來源遠流長，凝結著千萬仁人志士的心血，經過一代又一代各階層民眾的共同奮鬥，社會民主主義已成蔚為壯觀的世界潮流。它真理所在而人心歸向，從而具有巨大的能量。任何其他的政治勢力都不應也不能阻擋這一歷史潮流。
但是，有一個政權最頑固地，目前看來也是最有力量地阻擋這個歷史潮流。它就是盤據在那個東方古老大國的共產黨政權。這個政權從它建立至今已達五十一個春秋。在這段歷史時期裡，它究竟幹了些什麼呢？從1949年至1979年這三十年的時間裡，它的“豐功偉績”可高度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牢固的專制統治。這個統治的牢固性首先表現於它有一個團結的強有力的官僚統治階級。其構成是以開國功臣分封制為原則，讓1949年以前為這個政權“打江山”的人們，以其資歷、功績、派系淵源等因素的綜合考慮，獲得從中央、省、地、到縣、區等各級的官位。接著還表現於它高超的統治權術。這就是對佔全人口95%以上的被統治階級實施兩次分裂。第一次分裂把他們分成人民和階級敵人，第二次分裂把人民分成先進分子和落後分子。從而造成被統治階級的激烈內鬥，和一部分被統治階級成為官僚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於是大大削弱了來自被統治階級對官僚統治階級的反抗力，也即大大鞏固了官僚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關於這些，劉國凱於“論文革前夕中國社會的階級結構與社會衝突”一文已有專門闡述。（見《封殺不了的歷史》第256頁至296頁），
二、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經濟奇跡”。一方面它把衛星送上了太空軌道，爆炸了原子彈、氫彈。另一方面在地上，廣大農民還在用最低級的生產工具鋤頭扁擔進行著原始的勞作。如此之大的反差，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三、它創造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窮和饑饉。在二、三十年的歲月裡，數億農民一直處於赤貧境地。一家人合蓋一條破棉被，青黃不接時以野菜充饑這都是常事。而尤以六十年代初，因其荒謬的政治經濟政策導致三千萬人直接死於饑餓及由饑餓引起的疾病的人間慘劇，令人幾疑世界末日到來。
四、它製造了世界上最持久、最廣泛、最嚴酷的政治虐殺和政治迫害。這甚至使斯大林的三十年代大肅整也望塵莫及。從五十年代的鎮反、肅反、反右，到六十年代的大、小四清、第二次反右、清理階級隊伍，再到七十年代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政治運動連綿不絕。即使在兩個運動之間的短暫間隔裡，凡一發現有反當局的言論和思想，都要處以極刑。直到1977年、1978年，當局還以穩定“偉大領袖”逝世後的政治局勢為由處決了一大批“思想犯”。
從這些“豐功偉績”可見這是個多麼顢頇、反動、殘暴的政權，它本來早就沒有存在的理由了。然而，這個政權又是非常幸運的。因為被統治的人民具有這樣的民族性格﹕溫良、逆來順受、而且健忘。三百多年前，當這民族擁有六千萬，而且很可能是上億人口時，卻被一個只有二、三十萬人口的游牧民族滅亡。更令人驚訝的是，日後當社會成功的變革要求人們剪去那在二百六十幾年前被游牧民族強加的男子長辮時，許多人竟如喪考妣地嚎哭拒絕。他們認為這條辮子的存在是天經地義的，卻忘了它本不是方塊字民族原來的髮儀，而只是民族敗亡的恥辱標誌而已。這是一個何等健忘的民族。
三百年後，一切都在重演。當經濟狀況好轉後，農民們唱起“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忘掉了幾年前他們餓死的親人。當党的領導向文化界人士笑臉相迎，宣佈平反，并用一系列措施補償其經濟、名譽損失時，他們感動莫銘，以協助其杜撰歷史諏п崛藖韴蟠鸬车闹鲋鳌Ｎ羧盏娜烁裎耆琛⑷松砼按齽t厚道地予以遺忘，或按照黨的意圖把罪責移花接木地栽到無辜者的身上。
一個可悲的現實呈現在人們面前﹕似乎缺乏來自社會基層的促使這個政權改弦易轍的任何壓力。一切都將在周而復始之中。終於，情況出現了轉機。由於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政治迫害過於瘋狂，波及面太大，在千百萬民眾流血的同時，某些共產黨的官僚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傷。這傷痛促使他們開始反思過往發生的一幕又一幕。他們似乎有所省悟，感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必須改革。於是，這就開始了以1979年為起點的歷史新篇章。
如果把這個改革與赫魯曉夫的相比可以發現兩者之間的異同。西伯利亞流放地和青海勞改場都為之一空是兩者的相同點。右派分子先是“脫帽”，接著是“改正”，并停止在民眾中劃分成分，這些在此之前都是不可想像的，有其不可磨滅的進步意義。然而儘管這些措施有施仁政的味道，但是對昔日暴政的禍首卻採取了與赫魯曉夫迥然不同的作法。
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進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抨擊，而這個政權對其“偉大領袖”則施以“東方儒家的厚道”。非但沒有激烈的公開批評，甚至還處處為之開脫，把罪責推到另外幾個次要人物的身上。這真是出於“厚道”？如果再把赫魯曉夫的“全民党”與這個政權仍然堅持的共產黨的先鋒隊性質相對照，便可知，事情的本質是這兩個改革在程度上的極大差距。
根據列寧主義關於“階級、政黨、領袖”的理論，領袖是黨的象徵、代表和化身，公開地對黨的領袖進行抨擊，實際上也會損傷黨的威儀，某種意義上也是否定了黨的本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連帶其他党的領導人的形象，甚至包括主導改革者自己也會蒙上陰影。毫無疑問，這些“損傷”、“否定”、 “陰影”，最終都會積累為動搖政權穩固性的因素。因此，這些所謂改革家對“偉大領袖”的留情，決不是出於什麼“厚道”，而是基於更深謀遠慮的考量，其實也是在為自己的利害關係考慮。那麼，赫魯曉夫就絲毫不洞悉這箇中的道理嗎？局外人實在難以代替他作答，只可作一些推測。或許赫魯曉夫是不洞悉這個道理，或許他雖然意識到這一點，但基於對斯大林暴行的沖天義憤，基於他沖動的性格，使之不願意因此對斯大林手下留情，或許他根本就不在乎這一點，因為他已經在提倡“全民党”，“全民國家”，他并不以維護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崇高形象為己任。然則，我們根本不必要去作種種推測，只須明瞭一條，就是赫魯曉夫當年的改革對整個社會的觸動要較之深刻的多。這就是二十幾年後蘇共能夠脫胎換骨的先期潛在原因。
儘管起步於1979年的改革步履是那樣的躑躅搖晃，改革的過程中時常都有旋渦和回流，但是善良的人們還是對它充滿期盼。尤其在八十年代中期，這個党的某些領導人提出改革的內容要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政治領域﹕要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的問題，表示党不應包辦一切。領導人的智囊團聚集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旗幟下，為政治改革設計種種方案、程式。這些都具有點當年“布拉格之春”的氣味。人們欣喜之餘無不翹首以望。然而，氣味終究只是氣味，望穿秋水也沒有實質性的東西端出來，而另外一些東西倒端出來了，那就是官倒和腐敗。失望導致了憤慨，憤慨在積累，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激化為憤怒。憤怒在某個觸發點引爆，并瞬息成為八九年春夏之交的以大學生為先導繼而擴展為全社會的抗議運動。然而這終究是一個生性溫良的民族。儘管義憤沖天，儘管民眾的力量相當強大，但是他們始終都把和平、理性、非暴力奉為圭臬。但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遺老及其在朝僕役們對這場運動有完全不同的解釋。這群挨過“偉大領袖”的呵斥乃至鞭笞，在“偉大領袖”仙逝後重登高位，一方面言稱改革，一方面標榜“厚道”的年邁實權人物，骨子裡其實有著與“偉大領袖”相同的精髓。他們下令其党軍用機槍和坦克把民眾的和平抗議運動淹沒在血泊之中。
這又是一個世界記錄。查遍世界現代史、當代史，對手無寸鐵的和平抗議民眾施以如此大規模的屠殺，是無與倫比的。1956年波茲南屠殺導致了主導屠殺的波共領導人下台，1970年格但斯克屠殺導致又一個主導屠殺的波共領導人哥穆爾卡下台，1989年布加勒斯特屠殺導致下令開槍的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的傾覆乃至死亡。而令人萬分驚訝的是，這場東方的大屠殺竟有截然不同的結局。商議并決定用軍力進行屠殺的人不但沒有下台，反而更牢固地握緊了權柄，并進行持續的搜捕和鎮壓。但是另外一些對民眾的和平抗議運動持理解的態度，主張用對話的方式進行溝通，疏通群眾的情緒，反對武力鎮壓的黨政領導人則被扣上了“分裂党”，“支持動亂”的罪名，褫奪其職權，甚至長期幽禁。同是共產黨政權，東歐的東亞的，也還有如此巨大的不同。
沿著歷史長河檢視，看看能否找到與之媲美的事件。我們發現了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政府以克制的態度對待動輒幾萬、十幾萬人上街遊行示威的憲章運動，發現了十九世紀末葉比利時、瑞典等國政府在工人階級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運動的壓力下放寬了普選權的財產限制。就在我們將要失望之際，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與之媲美的事件，那就是發生在歐洲文明邊緣的沙皇俄國的“黑色星期天”。1905年1月22日，十幾萬工人及其家屬組成了龐大的請願隊伍，他們抬著聖像，打著教堂旗幡，唱著聖歌向冬宮進發，要求沙皇關注民間的疾苦。沙皇非但不接受請願，反而命令軍警開槍屠殺。一千多人死難，兩千多人受傷。其中有許多婦女、兒童，彼得堡街頭血跡斑斑。屠殺以後，沙皇政府不但不會因之垮台，而且以其持續的鎮壓鞏固其統治。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八九年遠東的這場大屠殺，不但在現代、近代史上的資產階級政權中找不到它的同類項，即使同是共產黨執政的東歐各國政權也與之有巨大的不同。只有近代史上的沙皇俄國才有資格與之類比。換言之，這個悍然進行八九年大屠殺的東亞共產黨政權其性質是比東歐共產黨政權還遠遠不如的封建專制政權。
大規模的鎮壓行動告一段落，通緝追捕尚在持續之中，秩序則迅速恢復。然而，究竟要恢復到什麼程度呢？一些參與屠殺的黨政大員本著他們從“偉大領袖”那裡繼承下來的血脈精髓，很自然地要想把秩序恢復到1979年以前的形態，而且把這種設想付諸實踐之中。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思索，主導大屠殺的太上皇則沉澱出與他們不同的見解，他不顧耄耋之年的體弱之驅，抱病南巡北視，沿途高呼繼續改革，意欲煞絕那些把秩序恢復到1979年以前的意向和行動。於是，這個國家的歷史又翻開了一頁。
太上皇雖然年近九旬，但仍有清醒的思維，精明的權衡。他知曉，如果秩序恢復到1979年以前的形態，共產黨政權固然無虞，但是他個人的歷史定位就大為可悲。因為這無異是說明從1979年以來的一切都錯了。即使其中有一些在他看來也的確是錯了，如曾經讓“資產階級自由化”一度泛起，但畢竟許多在他主持下的制定的政治、經濟改革措施是有利於党國的。他不能認同對這些的否定和抹煞。此外，他還有更深入一層的考量。為了維護他的權威和共產黨的統治，他主導了這場大屠殺。但他明白，如此之大的流血是難以從歷史上抹去的，多少年以後的人們都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對它進行探討。他的所作所為終將毫無遮攔地被擺在評判台上。用什麼辦法減輕他姓名上的血腥氣味，或怎樣使多數人的精力不再感興趣糾纏於昔日的流血事件的辯論？只有改革，繼續的改革。
始於九十年代初，即大屠殺之後的兩、三年的這場改革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改革？如果說始於1979年結束於1989年的那場改革，儘管很有限，而且弊端叢生，但終究對社會有一定程度的正面推動。“忪綁”措施促使了生產力提高和經濟發展，思想鉗制的緩和使社會空氣有了某一程度上的活躍，那麼這一場改革就只是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摧毀。換言之，前一場改革還可算是改革，而後一場只是詭稱改革的反動政經措施的總匯。之所以下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後一場的“改革”組建了人類歷史上最惡劣的社會政經組合模式，即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加上經濟上的官辦主義和放任主義。
人類社會進入二十世紀以來有這樣幾種社會政經組合模式﹕（1）民主政治加混合經濟（混合經濟也有著若干種大同小異的模式）。這種模式存在於歐洲本世紀後半期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國家。近期某些保守党執政的國家也向這一模式趨同。（2）民主政治加自由市場經濟。這種模式存在於歐美保守政黨執政的國家，如里根時代的美國。英國撒切爾夫人時代也有此跡象。（3）專制政治加官辦經濟。這種模式存在於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除了這三種主要的模式之外，還有一些存在於亞非拉小國中歸屬不很典型的組合。
第一種模式是最好的模式。它的建立有賴於社會民主黨人百多年的奮鬥、探索和實踐，也有賴於一些資產階級開明人士的配合。關於這些以及這有模式的優點在本書以前的章節中已經作了相當多的敘述。
第二種模式有其明顯的優缺點。民主政治當然應予肯定，但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在發展生產的同時必然帶來社會不公。因為自由放任的政策所造就的冷酷無情的競爭機制無可避免地加劇了貧富兩極分化。自由經濟標榜機會平等，不理會結果是否平等，但是其實到頭來機會也不會平等。因為機會總是會給眾多競爭機會者中的強者佔有。弱肉強食的森林法則借著自由競爭的旗號走入人類社會，這是對人道主義的肆意嘲弄。當然，典型的自由放任主義系出現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當代無論是里根還是撒切爾夫人都無力再造純粹的自由放任主義。
第三種模式也有其優缺點，但是比例與第二種迥然不同。如果說第二種優缺點的比例是七比三，那麼第三種就是三比七，或二比八，甚至一比九。專制政治是應予以譴責的，它逆歷史潮流而動，嚴重地束縛著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壓制人權，戕害身心，製造等級森嚴死氣沉沉的社會生態。官辦經濟也乏善可陳。官僚主義、效率低下、浪費瀆職、或敷衍塞責，或好大喜功，從而使社會經濟發展遲緩，尤其是消費品生產被長期忽視，導致民眾生活水平長期低下。不過這種模式也不是一無是處。它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平等。除了極少數官僚統治階級的上層過著由於門衛森嚴而不為一般民眾所知的豪華生活外，其中下層與民眾生活差距不很大。這有可能給人一種清廉政府的印象。尤其在那種奉行“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哲學的民族裡，這種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起著一種精神麻醉的作用，製造出平穩的社會表象。如果它的政治統治處於相對緩和時期，那麼，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普遍貧窮的“社會主義”比在純粹自由放任的競爭機制下造成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離人道主義的確還要近一點。
九十年代的改革造就出來的這種獨特的模式才真正是一無是處的。因為它集第二和第三種模式的弊端於一身，又拋棄了那兩種模式的長處。專制政治是反動的，官辦經濟乏善可陳，自由放任主義極不人道，三重劣質因素迭加，使這種模式從內涵到外延都十分丑惡。
八十年代的改革雖然并沒有真正觸動政體，但終究叫出過”政治體制改革”和“解決黨政不分、政企不分問題”等口號。而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這些口號都銷聲匿跡了。言論自由被扼殺，其標誌是“報禁”在嚴厲執行中，但測量專制政治的嚴酷性最高標度并不是民主黨人被集體逮捕、判刑，而是對法輪功的鎮壓。當一個并無政治色彩的民間氣功組織被党的最高領導人下令取締，當照片登出如狼似虎的警察對靜坐練功的老人婦女拳打腳踢、鎖喉揪頭髮地予以逮捕時，人們清晰地感受到這個專制政權橫蠻凶殘的程度。
不過對這個政權的凶暴人們早已熟知，與昔日終年不息的運動肅整、大開殺戒相比，這都只是小巫見大巫。有必要揭開其面紗的倒是那經濟領域裡持續的“改革”。
在持續經年的經濟改革中，國營企業也經歷了動蕩。國營企業的效率低下是舉世聞名的通病。經過多年的改革，有的統計數字指出國營企業資產總額佔全部的六成以上，而產值則不及四成。從這一粗略的數據也可窺見國營企業效率之低下。同時這一數據又可說明，儘管動蕩不已，但國營企業依然是經濟體系的骨幹力量。這是因為在一党專政的政體下，國營企業不單純是生產單位，在某種意義上，它是共產黨政治統治的基礎和在社會上更普遍的體現。設想如果社會上所有的工商企業都由私人經營，那一党專政就無異一葉漂在私有經濟海洋的孤舟，連一個停靠的碼頭都沒有，那如何經得起風浪的襲擊？
國營企業雖在共產黨的保護政策下經歷動蕩而堅守營盤，但它的效率問題終是無可迴避的。怎麼解決呢？撥開充斥於當局文件上的諸如“改革經濟結構布局”、“提高企業接受信息和技術更新能力”之類的套話，具體看看它的作為就可洞悉這改革的實質。
改革的舉措之一是擴大企業領導人的權威，讓他們在決定生產方向，革新技術設備，招聘解雇員工，制定工資報酬和企業福利等方面都有更多的職權。
生產效率與贏利率是兩個關係很密切但其實并不相同的概念。效率高指的是在單位時間內能生產出更多的產品。它主要由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生產設備的更新來實現。贏利率則指的是投放資金與回報資金的比率。一般來看，生產效率和贏利率有正向關係，但也不盡然。比如購置更新技術裝備使生產效率大大提高，但由於這些“購置更新”花去大量資金，在資金分攤的年份之內，生產成本升高，故贏利率提高不明顯。而在另外一種情況下，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使贏利率顯著上升。那就是加大生產者的勞動強度，在不必耗費投資來更新技術設備的情況下，只需增加電力和原材料的供給便可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而獲利。早期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本積累就是這樣進行的。顯然這是一種極不人道的方法。它早已為進步工業社會所唾棄。然而，在當代的“改革”中，共產黨的企業官僚們如獲至寶地把它撿起來大加使用。工廠裡的生產定額一再升高。在沒有真正的工會組織的干預下，企業官員通過強行制定，或通過以政治誘餌培植的生產標兵來製造高生產定額，迫使其他工人向標兵看齊，否則便予以開革，廠門外還有大量手明眼快的年輕人正在盼望著幸運地成為這高生產定額之下的勞工哩!
當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正在大聲疾呼工業民主，極力推動工人參與企業管理，當社會民主黨主導成立的工廠委員會、企業委員會和受其支持的工會組織與企業管理人員談判工資、勞保、福利等方面事宜時，這個“改革”的共產黨國度裡的工人正淪為生產工具和工業奴隸。
這“工具”和“奴隸”的內涵并不僅體現在高生產定額下的呻吟，還體現於一旦處於傷病和其他身體異常狀態時所面臨的冷酷對待。由於醫療費用大幅度升高，企業領導人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贏利率就在醫療補助條例上大動“改革”之刀，砍掉了公費醫療，或使之名存實亡，員工只能得到象徵性的補助。當大病或其他嚴重身體不適襲來時，這“生產工具”將難逃報廢的噩運。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為勞工階級和全體民眾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作了鍥而不捨的努力，建立起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即使在社會民主黨人競選失敗下台，右翼保守勢力上台後，也不敢對這些制度橫加摧殘。但共產黨的改革卻要把勞工階級曾經獲得的一些保障予以剝奪。這種行徑不但與社會民主黨人截然相反，甚至比歐洲右翼保守集團還不如。這也是“改革”，這算什麼改革？
然而還有比這更可悲的遭遇，就是“下崗”。就是你想繼續當這“工具”和“奴隸”也不能。當然，造成“下崗”的原因還更多一些。除此以外，比如，工廠裡某個生產部門因某種緣故撤銷；因新的生產技術的實施使勞動力大量剩餘；或整個工廠長期虧損而至關閉、兼併、轉產等等。下崗工人所領取的下崗費根本不足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最簡單的而又能說明問題的數據之一是南方某大城市的工人下崗費不足支付市郊私人房產一間一居室的房租的二分之一。
下崗工人的人數據官方公佈的數字為一千二百萬，而實際數量據估計會達兩千萬。不論哪一個數字準確，都十分巨大，再加上許多被迫提前退休者，就更為可觀。
經過共產黨的這一番經濟“改革”，有的國營企業穩住了陣腳，有的微有贏利，效率似乎上去了，但代價是什麼？是勞動階層彷徨的心境，無助的眼神和痛苦的呻吟。
經濟改革的再一個內容是認可私營企業的存在。本來這的確是一個觀念上的解放和進步。原先，他們的“社會主義”原則是絕對排斥私有經濟的。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也是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實踐和理性探討，才最終放棄全盤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訴求，改以奉行混合經濟形式，並且由此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現今，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是否也是如此呢？
對所謂“混合經濟”并不可“望文生義”地理解為部分國有經濟加部分私有經濟。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所推崇的“混合經濟”，是指將某些社會性極強的項目由國家來辦，其他主要由私人經營，并以國家干預的方式來揚長避短。關於這些在本文前面的一些章節中已一再敘及。
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的“混合經濟”其內在實質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大相徑庭。這是由於它沒有對其混合經濟中的私有成分進行應有的適度的國家干預。
在八十年代上半期，私有經濟的禁令解除不久，政府對私有經濟持寬鬆態度，即所謂“扶上馬送一程”，在銀行貸款和稅務方面都給予優惠。但當一些私營企業頗成氣候後，便用一些方法進行控壓，如原材料和動力供應。其實這前後作法都有偏頗。它反映出當局對私有經濟的矛盾心態。從好大喜功的心理出發，希望它快速發展，增加財政收入，當它的發展使國營企業相形見拙時，對它的疑慮又與日俱增。而更為嚴重的是以下幾種勢態。
它的“混合經濟”中的私有經濟并不是正常地形成和正常地發展。無論是私人創辦還是名為集體企業實為私人企業和私人企業靠掛在某個國營單位名下，抑或私人向國家購買經營不善的企業，都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現象，就是政府部門對它們既打壓又勾結。這既可以是整個部門的行為，也可以是部門中某個實權工作人員的個體行為。比如說，當某人以極低的價格購買某個破產企業後，他必須按照預先某種形式的承諾向提供貨源者（部門或個人）支付相當的酬金。當某個公司向政府取得開發某項產品的經營權時，那裡面可能有為外人不知的一攬子交易。唯利是圖是私人經濟的動力也是它的通病。當它被部門或個人以政權的力量榨取了許多錢財後就要用種種方法取得補償。如果說它以偷工減料來獲利會受到市場競爭的制約的話，那麼它回過頭來壓榨它所雇佣的員工就完全是它的家務事了。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實行的是正派的國家干預，它既不榨取私營企業，也不承認它的那種“家務事”。正像家庭暴力要受到警務司法機關的處置一樣，私營企業主如何對待它的員工，也在社會民主黨政府的關注之下。然而這個遠東共產黨政權所實行的是邪惡的國家干預。它在榨取了私營企業後就放手讓私營企業再去壓榨它的員工。
國營企業的員工喘息在高生產定額之下，惶恐於日見縮水的福利項目之中，但相比之下，他們還是幸運的。因為他們的境遇尚在社會的視線之中，當權者還不至於做得太離譜，否則也會受到他們的集體抗議。而某些私人企業的工人才真正是處於淒慘無援的境地。
南方某大城市郊區有間服裝廠，它由幾個人合資辦成，靠掛在一間國營農場的名下。農場某領導人任廠長，不做事支乾薪。這間工廠制定了極為苛刻的條例對待員工。如入廠必須先交一筆保證金。做夠三個月，保證金才可退還。工時長，工資低，勞保福利全無。辛苦一個月下來，七扣八扣，所得無幾，許多工人都挨不了三個月就離去。但這不要緊，繼往開來的工人絡繹不絕，而且，保證金不退，辭工之月工資不發，這無形中又為企業主增加了一筆收入。工廠裡的工人大多是來自遠郊和外縣的農村妹仔，忍氣吞聲，任人宰割。她們懷著滿心憧憬，離開那“鋤禾日當午，汗滴和下土”的沉重農活，希望憑著自己年青生命力的眼明手快在外部世界掙得一份出路，但現實給予她們的卻是冷酷的涼水。而相映對照的則是，不但幾位合資人，而且包括那位不幹事的廠長，及農場的某些幹部都從這間服裝廠的經營中獲得了豐厚的所得，暗櫃中的貨幣不得而知，擺明出來的是幾年下來，服裝廠蓋了新的辦公樓。他們幾位也都蓋了寬敞別致的私宅，購置了私家轎車。這類故事在東南沿海地區到處上演著，某些私營企業的勞工是生活在一個次文化層，掙扎在社會的陰影之中。外界只大概地知道有這麼個群體，但并不詳細具體瞭解他們的疾苦，他們也沒有能力向外界吐訴。於是，那許多痛楚嗚咽都消失在被世間遺忘的角落裡邊。
私有經濟之中還有一類是外資、台資、港資企業。這類企業雖亦無任何勞保福利，但由於其產品外銷，利潤很高，故其員工薪資較同類國營企業員工為高。這類工廠的特點是工廠主對待員工的態度普遍嚴厲，少數乃至凶惡，動輒辱罵。其監督機制除用於嚴格勞動紀律外，還用於防止盜竊產品。出廠搜身是常事，盜竊行為一經發現，除立即開革，并扣發工資外，還在廠內游街示眾，并照相（脖子上掛著所偷的產品）在工業區張貼。工業區通往外部的路口設置檢查站。凡辭工、離職或被開革人員攜帶行李離去時，一律要開包檢查。開工時，為杜絕一切疏懶現象，廠的鐵柵門關上。已經發生多次失火時由於鐵柵門打不開而至燒死許多工人的慘劇。但這并不使其他廠主引以為戒，開工關門的作法依然我行我素。這些工廠裡面的工人完全失去了人格，是不折不扣的會說話的但生產時間不許說話的機器。歐洲工業革命初期的景況复見於今。
經濟改革使社會不同群體的收入檔次迅速拉開，這究竟是否正常，很值得商榷。看來既要研究拉開的原因，也要考察拉開的程度。對個別於社會有極大貢獻的人（如重大發明創造者）享有優厚報酬，人們都會持理解的態度。但在50%的人為溫飽而終日勞碌之時，10%的人卻生活優雅出手闊綽；5%的人生活奢侈豪華，這就值得考慮了。勞動價值就該差那麼大嗎？至於拉開的原因就更值得研究。人所共知，這個政權的貪污受賄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儘管這胡天胡地地貪污受賄是它的制度所造成，但從表面的法律來看，它還是非法的。在此，我們討論的重點只是那種合法的巧取豪奪，以及改革開發政策幸運兒之類。
合法的巧取豪奪是政府官員、企業主管之類人物的拿手好戲。政府的經濟官員利用價格雙軌制、計劃外銷、利潤留成等途徑為企業賺了錢，然後給自己發高工資，高獎金和公款購車購房私用，以及公款出國，名為考察實為旅游等等，這一切都是合法，與貪污受賄沾不上邊。政府行政官員也搞“一家兩制”，“老子做官，太太子女經商”。商機信息由老子提供，太太子女捷足先登，目標準確地下海弄潮，自然收穫極豐，這也是合法經營，至於那些私營企業主殘酷榨取勞工的剩餘價值當然也是合法的了。
房地產價格這幾年來一直居高不下，也使一些經營者大發其財。許多民主國家裡(包括新加坡等)，商品房的興建是以解決中下層的住房問題為宗旨，因而利潤極低，或者無利，甚至政府補貼。而此處經濟改革中的商品房興建可獲高達百分之幾十的舉世罕見的利潤。其客戶當然也主要是貪污受賄者、巧取豪奪者了。由此，可以說，這種商品房經營實際上是暴富階層中的利益再分配。一個國營工廠用公款購買高檔商品房給廠長、書記、主任們比工廠自己蓋房給他們住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去考量都要妥善得多。
經濟改革還造就了許多時代的幸運兒，他們並沒有特權，也不會長袖善舞，更無能力巧取豪奪，但卻莫名其妙地一下子富起來。例如大城市的近郊許多地段被房地產商看中，他們以極優惠的條件取得這些地段的住戶的合作，鏟平原有舊房，蓋起高層。儘管他們為此付給原住戶高額補償金，但由於商品房價格高，客源充足，獲利仍然甚豐厚。那些原住戶也因此番變動一下子暴富了。
又如在沿海一些經濟開發區、工業區，許多村社蓋了廠房讓外商來開廠，收取高額廠租。但由於此處勞動力價格比國外低廉，廠租再貴也比國外便宜，故許多外商都爭相來此辦廠。除了廠租以外，村社還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分取外商廠的利潤。於是乎這些村社的原住戶都很快富起來。掌握大權的村長、鄉長當然分到了利益的大頭，不久都蓋了豪華別墅。一般農戶也沾了不少光。翻修舊房或建新房。地也不必種了，租給南來的外地人去種，他們則坐收地租。每年靠收租和年終分紅也可過得很不錯。
以上種種合法的巧取豪奪者，和幸運兒以及貪污受賄者就組成了“先富起來”的人群的主體部分，約佔人口的15%。
當代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是“自由、公正、團結相助”。而公正則是基本價值中的核心。社會民主黨的仁人志士們為了追求公正而鍥而不舍地奮鬥幾十年。如果他們得知一個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遠東共產黨政權所搞的經濟改革就這樣對社會公正肆意嘲弄、踐踏時，真不知道會痛心到何等地步。
當一個社會裡公正蕩然無存時，反抗的行動必然隨之產生。少數有強烈正義感的人們指責社會的不公，要求建立公正的社會秩序。但這一指責必然會帶有反政府的色彩，因為正是由於政府的種種政策措施而導致不公的空前加劇。顯然，這些指責者的命運只能是受到政府的鎮壓。
更多的人則是從另外一個方向反抗不公，但不是正義的方法，而是犯罪。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都持有這樣的邏輯。既然有錢有勢的官可以貪污受賄，可以巧取豪奪，既然那麼多幸運兒可以莫名其妙毫不費力地發家致富，那我為什麼要去為基本口糧而辛苦勞碌？我為什麼不可以走捷徑去一夜致富？什麼法律規範，什麼道德品質，見他的鬼去吧！那些當官的大肆攫取時，何嘗講了法律道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沒門！
於是，走私販毒、倒賣文物、拐賣婦女兒童、製造假藥假酒等各種各樣的歪門邪道的致富方式都創造發明出來。但有人覺得這種騙詐型還不夠乾脆利索，暴力型可更快見效。於是哄搶火車、攔路打劫、入屋偷搶、殺人越貨等血腥手段都使了出來。
刑事犯罪是任何社會都要予以懲罰的，這個慣用高壓對付任何異動的東亞共產黨政權更不會手軟。十幾年來，年复一年的“嚴打”把成千上萬的人拖上刑場。為了湊數，為了震攝，經常把扒手小偷、甚至并無前科，只因饑寒難熬第一次偷竊就失風的倒霉者也判處槍決。政府在與犯罪分子較勁，看誰夠狠。大赦國際統計數字指出，這個政府每年處決的人數，不論是絕對值還是相對值都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其實大赦國際所能拿到的只會是大大縮小了的數字，真實的數據有待以後解密之日的到來。
然而，儘管“嚴打”處決是如此的嚴厲，犯罪分子卻仍然勇往直前，何故？
一千幾百年前，魏征對唐太宗說：“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浚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安，臣下雖愚，知其不可。”的確，不積德義，即不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如何會安寧？當政府官員們用各種各樣手段斂聚財富過著奢華的生活而讓大量民眾在生存線上掙扎時，光是處決監禁又如何能煞絕鋌而走險？
難道說千百年前的封建大臣都懂得的道理，這個共產黨政權反而不懂？當然不是。“非不知也，實不為也。”前面已經講過，這個政權實行的是最惡劣的組合﹕一党專政加官辦經濟和放任主義。一党專制的條件下，使官辦經濟和放任主義中最惡劣的因子都高度激活，而官辦經濟和放任主義又反過來鞏固了一党專政。因此，即使經濟改革導致社會貧富懸殊和刑事犯罪嚴重，它也不會終止這個改革。刑事犯罪即使在最優秀的社會裡也不能根絕。但是基於個人品質的惡劣和主要基於社會制度的惡劣而導致的刑事犯罪有完全不同的社會內涵。
黨內的僵硬派也曾經出來指責這一切。他們說從前人民共和國是如何好，如何安寧。而當今這種社會亂像叢生的改革是多麼糟糕。這些人士的口吻似乎與民主志士們都不乏一致之處。然而，姑且不談民主志士們不會認同他們對昔日的懷念和頌揚，就算今天的黨內當權派也不會贊同他們要求復舊的主張。
這個党曾經用意識形態維持了一段相當穩固的統治。由於他們的內鬥和進步思想的衝擊，使其意識形態業已破產。就是說他們既不能用“思想教育”來使廣大民眾對這個党無限崇敬，也不能以一種“理想追求”來造就一批為維護政權而奮不顧身的幹部。在當今要想維護這個党壟斷社會公權力的特權，就必須讓各級官員們有許許多多的大大超出一般民眾的利益，他們才會去為維護這個党、這個政權而戰。如果像党的僵硬派那樣做，要党的幹部們都恢復到“偉大領袖”時代那種“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那麼他們絕大多數都會立即撒手不幹。試問，在目前一些敵對分子總想奪取我黨手中的政權，在許多群眾由於種種原因對我黨有誤解的情況下，如果我黨的幹部隊伍再一分解乃至流散，那麼我黨的政權還如何能鞏固？
於是，党會對那些貪污受賄數額大而又無政治根基（不是党的老幹部子女）的幹部下手，希企用他們的血洗出共產黨廉潔的形象。胡長青、成克傑等人遂成刀下鬼。同時党對其他使用“合法手段”者，則完全採取認可的態度。
早在東歐巨變之後，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就以紀錄影片、文章、報告會等形式向它的幹部渲染東歐巨變給那裡的共產黨人所帶來的災難。其實，東歐巨變不像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原共產黨的官員，非有刑事犯罪者都繼續過著正常的生活，當然他們的特權沒有了。高高在上的威儀沒有了，大大超出一般民眾的經濟利益也沒有了。有的還比較落魄。如一些前“克格勃”成員在特務機關解散以後，由於沒有技術專長，一時找不到工作而躑躅街頭。這一切本來都很正常，但是在這個遠東共產黨看來卻是一場變天災難。它告訴它的黨員﹕那些搞民主的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一旦讓他們得勢，你們就會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場。它告誡它的黨員，要堅定立場，不要聽反革命分子的惑眾妖言，要團結起來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否則……
1989年是個清晰的分水嶺。那邊，東歐各國的共產黨脫胎換骨，自動放棄特權，走上了改宗重生的道路。這邊，一個遠東的共產黨政權也完成了從政黨到純利益集團的蛻變。共產黨政權的上層與其中下層作了個一攬子交易﹕上層認可中下層用種種“合法”途徑去獵取財富，中下層以充當上層的衛士作為報答。使上中下層能抱團在一起的粘合劑就是利益。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難道上層就沒有獵取財富的需要？當然有，而且更加“合法”。所不同的是中下層的合法需要得到上層的認可，而上層則是自行認可。比如工廠的廠長書記主任們要通過壓縮工人的工資額，削減福利項目等來使企業贏利，從而可以擠出為自己購置宿舍（高級商品房）和出國考察的資金，上層認可了他們的這些作法。但省、部、中央級的高官們根本無須這樣做，他們種種優厚的待遇按規定直接由國家支付，列入財政開支，因此絕對“合法”。中下層官員們活動大多直接暴露在民眾的目光之下，他們行動的“合法性”往往會受到民眾的質疑。當工廠裡許多工人下崗，當許多工人一家大小年复一年地擠在狹小的宿舍裡，難道廠長、書記、主任就該過得那麼闊綽？這合法的作法顯然不合理。然而，上層官員的一切活動則在民眾的視線之外，也就不會受到質疑。不過中下層官員，尤其是中層官員會知道。知道者眼紅，被知者心虛。於是一個通情達理的默契就這樣建立起來﹕上層對中下層的“合法”斂財行為必有越來越寬的解釋和保護，中下層對上層則報以維護和遵從。
這裡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即使整個共產黨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益集團，但為了利益長存，也該做一些疏浚泉源的工作，讓利益之水長流才是聰明的作法。為什麼他們反而有那樣的荒唐作為呢？從根本上來說是官僚階級無視民眾的疾苦，從具體上來看是已經無能為力了。
在社會財富既定的前提下，要顯著改善廣大民眾的生活，就必然要分割富裕階層的既得利益。作為這個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中下層官員對此會堅決反對的。如前所述，倘若無視這種反對而強行推行的話，將危及政權。是得罪民眾抑或得罪中下層的“袍澤”們？上層在這條選擇題中選了前者。事實上，即使個別上層人物想鐵面無私地改變某些狀況，就算沒有危及政權，也會在各個利益集團的抵制下失敗。比如，商品房問題就可列為典型。城市的商品房單價大多在3000到6000元/平方米。一套兩居室的售價起碼十幾萬元以上。這對於南方最大城市平均工資為750元/月的工人家庭來說不啻是天文數字。即使是雙職工戶，即使工資數倍於這個平均值，也只能望樓興嘆。要使興建住房真正為民造福，房價必須大幅度下降，不但不應搞高利潤，甚至連保本也不行。因為在成本中就已經列入了大量不應有的為涉業各方撈取利益的開支。否則就無法解釋八十年代初房屋造價還只百多元，十多年後就翻了幾十倍。可見，要使商品房價降到真正合理的價格，就必須動極大的“手術”。但這樣勢必會遭到許許多多個利益集團的強烈反彈，根本不可能實施。事實上這個政權所搞的“經濟改革”其危害民眾利益的流弊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已經不會有哪個人甘當和能當現代王安石。少數稍有良知的，行為有所節制，大多數人則盡量撈錢，并把子女送出國，把財產轉往國外。明末之際，剿匪御北之軍餉短缺，國庫空虛，而皇親國戚大臣們卻家道殷實。明毅宗向他們籌集軍餉，雖打躬作揖、聲淚俱下，也難使之動容。明亡君當亡，而我未見會亡，改換門庭怎不見得又有一番前程？倘若眼下奉私產於明廷，而明亡依故，豈不兩頭皆失？這種思維邏輯，對於他們自己來說是精巧聰明，對於明廷，對於民族命運來說是無恥和瘋狂。管它那麼多，有錢盡量撈，其貪污受賄的方法竟發展到鯨吞救災巨款和賣官鬻爵。即使有朝一日，載舟之水變成覆舟之水，我也可以逃出生天到國外已預先構築好的美巢怡養天年蔭及後代。可見，這個共產黨政權已經不僅墮落為一個利益集團，而且還是一個瘋狂無恥的利益集團。
這個集團已經把國家胡弄得天昏地暗，社會公正蕩然無存。官僚階級的腐敗惡臭已燻污了整個民族。社會道德水平呈全方位低下。團結相助已成稀罕物。個別助人為樂的好事淹沒在大量的爾虞我詐損人利己之中。不僅窮人失去了追求美好生活的自由，連富人也失去了享樂的自由（治安不靖，不敢輕易到郊外遊樂）。這種社會狀況不但增加了民主轉型的難度，甚至也使轉型之後治國安邦將面臨各類巨大的難題。
社會在變動發展之中，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也不會例外。推測它究竟會怎麼變呢？有人認為它會變成社會民主黨。如果真能如此，那確實是國家、民族，也是這個党自身的幸事。然而這可能嗎？社會民主黨最核心的理論是政治多元化，摒棄壟斷社會公權力。這是這個遠東共產黨無法逾越的關隘。
持有可變論的人常會拿東歐巨變的諸共產黨來作類推，卻忘了這些在四十年代後半期由蘇軍刺刀支撐起來的共產黨政權由於地緣政治的緣故，其專制政體的穩固程度比這個遠東共產黨政權脆弱得多。歐洲文明中民主因子的滲透一直在潛移默化地起作用，以致在1968年有“布拉格之春”。而遠東共產黨政權則得益於浸滿著封建意識的民族傳統。其領袖的畫像曾取代昔日各類神像而受到一些民眾的頂禮膜拜。
持可變論者還拿蘇俄來類比。既然列寧主義老巢裡的蘇共都可變，那這個遠東共產黨為何不會變？不錯，是所謂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他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兩相對比，不同之處有﹕布爾什維克曾參與推翻沙皇封建政權的革命，而這個遠東共產黨並無推翻封建王朝的一箭之功，並且最後被它顛覆的卻是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斯大林政權的恐怖整肅運動主要是三十年代的幾年之中，而這個遠東共產黨的肅整運動則從五十年代初綿延至七十年代末，長達近三十年的漫長恐怖歲月。蘇共內曾有赫魯曉夫的改革，這改革最關鍵的內容並不是放盡了西伯利亞流放地的政治犯，而是對恐怖製造者的徹底揭露和抨擊。而這個遠東共產黨的改革儘管也釋放了昔日的政治犯，但由於對恐怖統治的元凶─“偉大領袖”的刻意維護，從而也就維護保存下了政治專制的基因。蘇共還沒有做出過用機槍坦克大規模屠殺和平集會的學生、民眾的事，而這個共產黨政權卻在1989年整個世界呈進步變革的大好局面中悍然進行了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
儘管蘇共已變，但這個遠東共產黨政權難變。它自知事已做絕，轉圜實難，只能是一條道走到黑。如果說撈取經濟實利是這個政權的上中下層官員抱團猶鬥的動因，那麼對於其上層來說則還有一番更深層的考量。
半個世紀以來，這個政權作惡太多，罪孽深重。在政治迫害方面，昔日有連綿近三十年的肅整運動，近期有1989年的大屠殺。處置刑事犯罪的十幾年“嚴打”，也冤殺了大量輕罪犯人，而他們自己的貪污受賄則濁浪濤天，真正是“竊國者侯，竊鉤者誅。”在這種局面下，這個政權的上層感到他們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就是死死地保住政權，絕對排斥民主政治。他們把“資產階級民主”這頂帽子扣在具有普遍意義的多党競選的議會政治的頭上，然後予以絕對否定，并宣稱只有他們那種給國家民族業已製造過，而且還在製造無窮災難的反歷史潮流的以軍隊警察作保鏢來一党壟斷社會公權力的專制政體是最民主的。無數的謊言，無恥的狡辯為的都是保住政權。只有政權在手才可以使那血腥的“黑匣子”永遠關上。否則，一旦“黑匣子”打開，那無數恐怖血腥的暴行將不再是人們的估計和坊間的傳聞。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將激起全國、全世界人民的強烈義憤，鋪天蓋地的譴責和嚴正的審判將隨之而來。對於那些參與過暴行的人，所面臨的將不僅僅是特權和奢華生活享受的失去，更可怕的是無可逃避的審判和懲罰。故此，保權、保權、再保權，不惜一切地保住權力是他們絕對的宗旨。由此而使出他們的渾身解數，從欺騙到鎮壓再到“改革”。可見，這個共產黨的某些頭面人物曾時時對它的幹部號召“出以公心”，那只是欺世盜名的無恥伎倆。因為一党專政就是最大的“私”。在這個最大的“私”的下面，分布麇集著各式各樣的“私”。真正要出以公心，就應該放棄這個最大的“私”。然而這個最大的“私”,正是它的命根子。百般維護仍唯恐不及，要它放棄，無異與虎謀皮。
當今我們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與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面對著不同的政治現實。他們面對的是承認民主原則，但費盡心思地對民主的內容予以壓縮的資產階級政權。我們面對的則是根本否定民主原則，其政治專橫程度有甚於沙皇和滿清的共產黨政權。由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可以考慮用和平過渡，和平改良的辦法去改造社會，而我們則完全擁有以非和平手段去終結這個絕對反民主政權的法理根據。
然而，武裝革命應否予以實施，除了法理性以外，還應考慮可行性。如果說十九世紀末，恩格斯已從軍事角度考察認定歐洲工人階級已經不可能用武裝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那麼今天我們更不可設想人民起義可以戰勝最現代化的鎮壓機器。當年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確比我們幸運得多。因為即使在裨斯麥的“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社會民主黨人都可以用其它方式進行活動，更遑論在其他相對正常時期了。他們可以出版刊物報紙，可以集會遊行，可以組織政黨，而我們則什麼都不行。“報禁”、“黨禁”仍在嚴厲施行之中、事實上，我們不僅沒有力量組織人民起義，似乎也沒有可能去進行和平改良。這好像是散布悲觀論調，照這麼說，我們就一籌莫展了嗎？當然不！或許，我們正是要進行一種創舉﹕以和平手段去變革一個專制政權。
這個東亞共產黨政權固然專制蠻橫，但它存在至今，在整個世界進步潮流的衝擊下，它也有區別於典型封建專制政權的地方。這表現於﹕最高權柄不能世襲﹔建立了退休制度﹔有普選制的外殼﹔有私有經濟的部份存在消蝕著它的統治基礎等。社會民主主義者應從這些區別去求索和平改良的方法途徑。
這個共產黨政權的某些上層人物要“一條道走到黑，絕不回頭”，並不等於這個黨和政權就永遠不變。當那些劣跡斑斑的上層人物終究因自然法則不再掌握權柄的時候﹔當那些在“還是我們的孩子可靠”的金科玉律下紛紛走入上層權力圈的“太子黨”們也已式微時，這個黨就會變，就會在歷史的潮流面前繳械投降。
這個黨和政權在目前不會變，並不等於它的全部黨員和官員都堅決與民主潮流為敵。1989年代大屠殺時，黨內高層就有不少的官員將領反對鎮壓。這說明早年加入這個政治軍事集團的人中不乏熱血青年。幾十年後，其當年理想尚未完全泯滅。這些人士應該是民間民主力量爭取合作的對象。儘管他們年事已高，但完全可以某些形式發揮其特有的巨大作用。在近幾十年來，因這個黨的所謂“知識分子”政策而躋身於官僚階層的人群中也有尚存良知者。在一定的政治氣候下，他們會沖破原本的政治繭殼，展開另一番作為。即使是大量的原本基於經濟利益而抱團在這個官僚階級中的人們，一旦發現形勢不對，也會改弦易轍。以經濟利益為生活導向的人大多是工於心計，善於權衡利弊之徒。當他們覺察給予他們超量經濟利益的原有政治格局已確信不能維持的時候，他們不但不會去殉葬，反而會反戈一擊。顯然，民間民主力量應該策略地對待他們。
懷著讓民主陽光早日沐浴我們國家的理想而奮鬥的人們，要更有成效地儘快地實現民主變革，須以社會民主主義為思想武器，換言之，應把我們的努力彙集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潮流中，從而得到這個潮流的促進。不可年復一年無了期地消極等待那個共產黨自行脫胎換骨為社會民主黨。而應該由民間力量及時地組成我們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並誠摯地歡迎原共產黨的成員服膺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加入到社會民主黨的隊伍中來，在政治重生中施展他們的才能和抱負。
從“偉大領袖”到“太上皇”再到“梳頭總書記”，其權威的力度無疑是一個遞減數列。可信，“梳頭總書記”之後，將繼續遞減。我們社會民主主義者就是要盡一切努力使這個遞減率增大，使之儘快減為零。其為零之日，就是一黨專制壽終之時。然後就由真正通過人民選舉出來的政治力量去治國安邦。但願那會是我們社會民主黨人。
一黨專政終結後，社會上各個階級、階層、社會集團都可無束縛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經濟訴求。但由於共產黨多年的偽改革留下了一個爛攤子給民主政權，治國安邦絕非易事。富裕階層要維護它的既得利益，而這個利益中有正當部份也有不義之財。貧窮階層要求改善生活，但也有可能向民主政權提出過高的要求。如何平衡社會各階級、階層的要求，在力求實現“自由、公正、團結相助”的基本價值時又使社會平衡發展，這將考驗我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智慧和能力。
在引進市場機制時如何防止自由放任主義的氾濫﹔在把國營企業私有化時，如何避免流弊﹔在實行國家干預時，如何防範官僚主義、長官意志﹔在保障私有財產時，如何處置不義之財和杜絕巧取豪奪﹔在建立社會保障福利制度時，如何考慮國家財政的承受力和民眾的道德水平等等。
儘管千頭萬緒、百廢待興，但我們堅信，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我國社會民主黨人一定能兢兢業業、鍥而不捨地探索進取。不斷更新並與我國具體情況相結合從而具有無窮生命力的社會民主主義不但能夠指導我們去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而且還能指導我們把轉型後的國家治理得繁榮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