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民族大隐患-从浙江省桐乡2.14骚乱想起
可怕的民族大隐患-从浙江省桐乡2.14骚乱想起
2月14日浙江省桐乡市爆发外来民工与警员的大规模冲突事件。有关报导称，当日下午五时许在桐乡市中华路与民丰路交叉口处，一名骑着摩托车的桐乡籍男子与一名骑单车的河南籍男子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因怀疑警员处理不公，引起伤者不满，一呼百应之下，数千名外来民工聚集到场声援伤者，并围攻警察，砸毁警车，当局紧急调动上千武警到场控制场面。有消息称，事件中至少有六辆警车被毁，上百人受伤。
就在桐乡事件的前几天四川渠县三汇也发生了一场警民冲突。事由是中共四川地方当局筹建"襄渝铁路复线"工程。该工程在渠县段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由于拆迁补偿不到位。以当地农村常见的砖瓦小楼为例：一楼为门面房(兼具客厅厨房厕所功用)，二楼为四个卧室。按今日物价评估造价为6万元，但是当局只愿意补偿3万元。更由于基层官员中饱私囊，实际仅有2万元。更糟糕的是农民将丧失土地和城镇居住权，“安置区”距离原址和集市很远，生活水平将大幅度滑坡。
在向省和中央反映无效的情况下，当地农民得到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县政府将“强制拆迁”。于是青壮年农民们便连夜“攻占”了建筑单位的工地。控制了施工车辆，并在自家房屋前拉起了横幅和标语。此外还在公路岔口设置了路障。当局见状出动了超过400名军警进行镇压。于是，警民“打成一片”，甚至在泥浆里翻滚。
四川渠县三汇事件毫无疑问是一场民众正义的维权斗争，而浙江省桐乡事件呢？我不知道是否有民主阵营的朋友也把它归入维权斗争，但我则对这个事件所隐涵的社会信息深感忧虑。
从把中共政权判定为一个应予终结的专制政权出发，我们可以对任何发自民间冲击其统治秩序的行动都抱以认同支持的态度。可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不了解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区别。
如果车祸中含有官方对民间欺侮，讲得更具体些，是官方、官员的或与官方、官员有密切关系人士的车辆肇事后，凭藉官方的特权包庇肇事者，打压受伤民间人士或罹难者亲属，那么这种情况就涉及了统治秩序。
而如果车祸双方都不具任何官方身份或背景，交警部门予以常规化处置，就应视为社会秩序。就像在中共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有交通规则，我们应把这个规则视为社会秩序而不是统治秩序。
在属于社会秩序事件的处置中也会发生不公平的现象。譬如交警在处置时偏袒了本地人。这在地域观念普遍和歧视外地人陋习存在的中国是颇为常见之事。问题是对这种性质的不公平民间应予怎样的方式去对待。因为这种性质的不公平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国度里都会发生。就像民主国家里也有官员贪污那样。区别在于民主国家里的官员贪污是个人品质行为，而专制国家里的官员贪污则与制度密切相关。
一般来说，对社会秩序是不应予以冲击的。而桐乡的外地民工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可以评估为，身处社会底层、生活十分贫困辛劳的民工群体对社会充满怨恨，他们经常处于怒火爆发的临界点。只要逮到个什么机会他们就要爆发出来。由于爆发对象是共产党的统治机器，并考虑到民工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受够了官方的欺压，故此，我们可以同情甚至支持他们的行动。
然而我们再想深一层呢？如果有一天，中国虽然民主化了，但某些使民工们心怀愤懑的因素却仍然存在。这一存在将会使他们会去冲击民主制度下的社会秩序，那该怎么办呢？
有朋友会质疑我。你这是凭空想象、危言丛听。民主化实现后，没有制度性的贪赃枉法；没有城乡二元制；没有政府巧取豪夺鲸吞民工血汗钱……民工们没有深怨大愤，何来要冲击正常社会秩序？
是的，讲得都对，但是忽略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隐患，就是中国男女比例极端失调的问题。根据当局的统计，在1982进行人口普查时，男女婴出生比率为1.07比1。已高于正常比率(1.03比1)，此后更逐年升高到2000年的1.21比1，并还在攀升之中。专家估算，到2020年适婚者中三千万到四千万男子无以婚配，或者说是五个男人中有一个要打光棍。而且这个情况还要持续地更加恶化下去。
婚姻家庭不仅是个民族生命的延续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安定问题。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是可怕的民族大隐患。中国真的到了有几千万男子无以婚配的那一天，简直不能想象会是个什么的状况。
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改变婚配的自身法则。婚配中被筛选掉的男子一般来说是求偶竞争力较弱者。具体来说是什么社会群体呢？是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层次较低、经济收入较低的群体。更具体地说就是农民、农民工。而这个弱势群体恰恰又会在某个方面-以较激烈手段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懑的方面-是强势群体。
即使是在民主制度下也会有大量蓝领劳工。设想，有那么些时候，许多工地上或田间聚集着大量无以婚配的青壮年。他们在劳作之后，没有家庭，没有妻子带来的温暖和欢乐；没有子女带来的责任感和生趣，他们将会是怎样的精神状态和心境？他们能理性地予以对待和默默承受吗？他们内心会不会郁积愤懑，并在郁积到一定程度时以各种非理性方式爆发呢？
中国可耕地太少而人口太多，计划生育确有必要。实行一胎化政策也可以理解。但是对持续这么多年的新生婴儿男女比率严重失调问题，对专家学者不断发出的警告，中共统治者仍然掉以轻心，一直不采取切实方法去予以扭转，这无疑把民族推向深渊，简直是对民族犯罪。
男女比率严重失调的原因有遗弃甚至虐杀女婴，而更主要的是通过超声波判别胎儿性别后打掉女性胎儿。共产党政府虽也说要惩罚打掉女性胎儿的行为，但从未付诸现实。作为极权专制的中共在被其统治的国内没有什么他们做不成的事情。建三峡大坝，专家和民间反对声浪那么大，要建它照样建。抓民主志士去判刑，世界舆论一片谴责，要抓它照样抓。北京奥运会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衡量都是空前绝后、无以伦比的。共产党魔法无边什么事不能做？如要真正杜绝打掉女性胎儿的做法，只须广泛启动检举机制足亦。共产党不是最谙此道的吗？多少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都是号召、鼓励、挑动人们互相检举、争相密告。说某某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某某“揪出来”以自保，以邀功，致使父子决裂、夫妻反目、朋友成仇，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得极为紧张、凶险。此时对付打掉女胎的恶劣行为倒真是应该广置检举机制，高额奖励检举者，严厉判处打胎者(胎儿父母和医生)，以谋杀罪判处十年以上乃至无期徒刑，看还有谁敢打掉女胎。可是，共产党就是能为而不为，何故？
原因是共产党是一个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的群体。(当然，它更是个专制贪渎的群体)它们只看眼前，只顾自己。人口的急速增加会严重影响它的经济成绩，而这畸形繁荣的经济成绩正是共产党在政治上的统治合法性彻底流失后，赖以继续垄断政权的凭据。故此，共产党厉行一胎化政策，甚至不惜在推行过程中使用极不人道的暴力强制手段。而男女比例失调问题虽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但又有区别。这个比例失调导致宏观上的婚配灾难从2000年算起是二十几年后的事情。即使是从今天算起，也是十几年以后的事情。见了棺材共产党都未必落泪，何况现在还未见棺材？
说共产党见了棺材都不落泪是什么意思？是“死”的不是共产党家里的人。因为无论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到什么程度，都不会影响到共产党官员及其子弟的婚配。岂止不影响婚配，而且不影响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每人都拥有许多女人，不影响他们的超级性娱乐、性消费。既然如此，下那么大力气去扭转比例做什？那些草民要儿子不要女儿，就让他们的儿子去打光棍吧，反正我的儿子不愁没有漂亮女人。
共产党对中国的摧残何止此项。这些年来的经济狂潮不但使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大面积滑坡，更使中国的自然生态遭到毁灭性的摧残；资源遭到竭泽而渔的消耗。森林萎缩、水土流失、植被伤残、沙漠扩张、水源污染、地表沉降……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是在诸多的社会灾难上再加上一项而已，何况这项灾难是软性的，不像水旱灾害那么硬性直观。如果十三陵水库、密云水库等溃堤，中南海都得搬家。
然而我们民主志士有着完全不同的心境。中共专制政权目前还气壮如牛，连执世界民主之牛耳的美国，都为了度过经济困难不得不向中共政权摆笑脸，唱“同舟共济”的调门。但是，我们坚信，全世界终究都会走向民主，任何一个国家，包括中国都不会例外，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我深为忧虑的是，到那么一天，中共政权崩溃了。中共高官们及其子女都携着巨款到海外去过他们豪华悠闲的寓公生活时，我们民主政权将怎样面对这千疮百空的中国社会？不要说社会道德风貌的问题，也不要说自然资源的问题，单单是那数千万青壮年男子无以婚配的这个民族大隐患最终而成的民族大灾难该怎么去面对？数量如此巨大的男子在辛苦劳作之后的性苦闷、性压抑、性烦躁怎么解决？这些不幸的人们会不会经常因一件小小的交通事故纠纷而激烈地使用暴力来发泄心中的愤懑和焦躁？而民主政府为了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却不得不使用警力去对付那些本来是勤恳劳作的人们。这将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民主制度可以根治贪污索贿，可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可以抑制经济豪强操作国家经济命脉……可是民主制度无法制造出几千万女子用于“剩男”们婚配。民主政府即使使尽浑身解数，来扭转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那也需要许多年月才能见效。而在未能见效的漫长岁月里中国社会将如何度过？
追昔抚今想未来，深感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罪孽之深重，深叹中国民主路途之漫长，还深忧中国实现民主后遍体鳞伤、千疮百空社会治理之艰难！中国，灾难深重的国度啊！
刘国凯
2009．2．23